同样的道理，接触到与“年老”有关的词，我们走路会变慢；接触与“教授”有关的词，会让人在玩棋盘游戏时变得更聪明；接触到跟“足球流氓”有关的词，人则会变笨。这些效应不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地阅读这些词所产生，而是当这些词出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这种效应就会发生。也就是说，这些词是以几百分之一秒的速度闪现在屏幕上，速度快到连我们的意识都捕捉不了。不过，我们心理的某个部分真的会看到这些词，并设定出后续动作，而心理学家检测的就是这些后续动作。

约翰·巴奇(John Bargh)是上述研究的先驱。巴奇的实验显示，大部分的心理历程都是自动发生，根本无须我们有意识地去注意或控制它。大部分的自动化处理过程均属完全无意识状态，尽管某些部分显示出有自觉。比如，我们会觉察到似乎有流动的“意识流”，它遵循自己的联想规则，无须“自我”花任何感情在上面，或费力去引导。巴奇指出，和自动化处理过程相对的就是控制化处理过程，这种思考相当费神，一切得按步骤来，所以往往占掉我们大部分的意识。举例来说，为了搭乘6点26分到伦敦的班机，你得在什么时候出门?这种事你得自觉地去思考，先选好到机场的交通工具，然后要考虑到高峰时间会堵车、天气状况，还有严格的安检。你不能凭直觉出门。不过，如果你是开车到机场，那么你在路上所做的每件事都属于自动化处理：呼吸、眨眼、移动座位、做白日梦，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甚至蹙眉咒骂那些急速驾驶的司机。

控制化处理有其局限性，我们一次只能有意识地思考一件事，但是自动化处理却能多轨同时进行，且立即处理许多任务。控制化处理和自动化处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控制化处理是能处理最重要问题，并为比较愚笨的自动化处理制定出具前瞻性政策的明智老板、国王或总裁吗?不，这会让我们又回到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论和神圣理性的结论。为了一劳永逸地驱散普罗米修斯式的神话，我们应追溯人类进化的过程，好好研究我们的心理为何会有这两种处理过程，为何我们会有个瘦小的骑象人跟硕大的大象。

6亿多年以前，最初的团状神经元形成最原始的大脑，之后，大脑的体积一直增大，可见这些团状物必然赋予大脑机制某种优势。大脑因为能整合动物身体不同部位所传来的信息，以便迅速自动地对周遭的威胁和机会做出反应，所以具有很强的适应力。300万年前，地球已生存着各种拥有复杂自动化能力的动物，其中，鸟类有靠星星定位的飞行能力，蚂蚁能同心协力作战并开垦出菌田，而具人类特征的动物则已开始制作工具。这当中许多生物已拥有沟通能力，但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发展出了语言。

控制化处理需要语言。你可以通过影像产生千丝万缕的想法，可是要有语言才能周详地规划事情，衡量不同方法的利弊得失，分析过往成败的原因。没人知道人类是在多久以前发展出语言的，但大多估计产生于200万~400万年前。200万年前，类人动物的大脑已变大许多。4万年前的洞窟壁画和其他手工制品则已显露出现代人类的心理。不论你是赞成200万年前还是4万年前，语言、推理与规划能力都是在进化中瞬间出现的。它们就像一种新软件，一种可称为“骑象人版本10”的软件。虽然人类语言的部分运作良好，但在推理和计划程序方面仍有许多问题。相反，自动化处理在经过数千次产品周期的考验后已接近完美状态。自动化处理和控制化处理的成熟度不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便宜的电脑解决逻辑、数学、下棋等问题的能力，胜过任何人类(大多数人做这些事都很吃力)。然而，无论造价多昂贵的机器人，要它走路穿越树林，一定都会输给6岁大的小孩(人类的知觉和运动系统是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