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心理学家约翰·卡尔霍恩在《美国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的是当他建立了严重拥挤的老鼠聚集区之后所产生的非常恐怖的后果。老鼠出现的问题包括：很高的幼崽死亡率、同类相食、“狂躁的过度活动”和“病理性退缩”。人们可以合理地提出质疑：高度密集的老鼠是否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人类在城市中生活的启示？在其他物种（如恒河猴）身上进行的试验已经发现，密度过大可能会导致杀害而非亲密。卡尔霍恩的文章是一种警告。它提示我们，密度过大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孟买的交通拥堵可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出租车往往会停在一头阉牛拉着的牛车后面。尽管达拉维是非常安全的——得益于一个运转良好的、邻里相互关照的社会体系——但整个孟买城里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犯罪分子，如臭名昭著的、专门抢劫或杀害宝莱坞明星的匪徒。这些问题不是孟买或印度所独有的。每一座较为古老的城市都一直在与疾病和犯罪作斗争。每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都面临着潜在的拥堵问题。人口密集可以传播思想，同样也可以传播疾病。

这些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但它们往往需要某一个积极的甚至是富有侵略性的政府部门进行干预。政府部门无所作为往往被看作是促使农村贫困的一个理由——这种可怕的逻辑认为，由于城市里不够干净，人们应该留在他们农村的棚屋里。不论是从道德理性还是实践理性来看，这种逻辑都是完全错误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政府必须采取西方国家的城市政府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采取的措施：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同时安全地处理人类产生的垃圾。它们必须确保贫民区的安全。它们甚至必须采取许多美国城市未能采取的措施：打破那种会剥夺贫困孩子权益的孤立，让他们能够享受到大部分人由于生活在大城市里而能享受到的各种好处。西方国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与城市的疾病、腐败、犯罪，以及种族隔离的斗争为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的教训之一就是：这些斗争绝不是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