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维贫民窟同时展示了印度人民的伟大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的无能。尽管这会让像我一样喜欢采取自由市场方式的人士感到不安，但解决达拉维问题的办法并不是让政府消失。事实上，在许多领域里，如土地使用和营业许可，印度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减少干预；但是，对于像达拉维这样的贫民窟所面临的重大城市问题，根本没有自由市场式的解决办法。城市极其需要有实力和有能力的政府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安全的社区和快捷畅通的街道。

高度地推崇民主很容易，但有效的城市政府往往需要这样一位铁腕领导人的治理——他不受监督和制衡的制约、无需关注每一个心怀不满的公民的意愿。在谈到自己在纽约市打击犯罪的工作时，泰迪?罗斯福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分权制衡理论完全是自找麻烦”。我并不完全赞同他这一观点——分权制衡在限制无良的领导人方面会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但是，泰迪?罗斯福在遏制腐败方面的举措肯定会受到阻挠，因为他下属的警察局长有能力否决他的行动。泰迪?罗斯福关于“不受限制的改革”原则似乎是，集中权力有助于防止受益于现状的势力阻止改革。正如我们在战争期间会赋予我们的领导人更多权力一样，当我们的街道很不安全或者我们喝下的每一口水中都带有病菌时，我们也许不得不更多地相信他们。

我非常赞赏印度实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主制度，这在全球较为贫困的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喧闹的民主加上各种固定的选区，这经常会阻碍大幅度改善城市生活所必须采取的强有力的行动。印度民主中最为糟糕的一点就是，权力往往掌握在邦而非城市的手中；并且正如美国参议院一样，各邦往往是由农村的选举人来主导的，他们拥有更多的人均代表权。印度的城市需要把自己的命运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