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至第六类史料开始受到关注是在进入19 世纪中叶以后。这对研究对象为2000 年前的古罗马人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史料的方式可以说还只是近期的事情。因此，现代的我们不需要像吉本时代的人那样大发感慨，因为他们只能依赖第一类史料。无论是提比略、克劳狄乌斯，还是图密善，他们都受到了塔西佗无所顾忌的犀利评判。他们之所以现在能够被重新认识，正是因为有了第二类至第六类史料作为研究参考的结果。

既然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没有减弱，那么，对于后世的我们来说，塔西佗的“转校”依然是一件让人深感遗憾的事情。

对历史的叙述必须倾注全部的理性、感性和悟性，否则很难弄清真相。而塔西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其最佳年龄段43岁至62岁是在图拉真皇帝的统治之下度过的。在涅尔瓦皇帝统治期间，塔西佗最后一次当选副执政官，以后没有再担任公职。所以他的精神状态应该是放松的，时间也应该是充裕的。虽然我们知道他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阿格里科拉传》、《日耳曼地方志》、《同时代史》和《编年史》的写作中，但是为什么他偏偏不写图拉真皇帝的统治，而只写下了“少有的幸福时代”这一句话呢？尽管这是他可以用他成年人成熟的眼光亲眼看到的时代。

无论如何，塔西佗的这句话决定了后世历史学家对图拉真的看法。同时，考古学、碑文、货币、造型艺术以及纸草纸文献也都证实了他们对图拉真的这种看法。

同时，尽管我无法依赖塔西佗这句话作为研究的“基础”去展开讨论，却也决定了我的态度。在《罗马人的故事7·臭名昭著的皇帝》和《罗马人的故事8·危机与克服》中，皇帝们被说成是昏君，是否果真如此呢？我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展开的。相反，在本书中，好像众人一致认为这些皇帝都是贤帝。那么贤帝究竟是什么样的？为什么罗马人盛赞他们是贤帝？这些成了我思考的核心问题。

不管怎样，虽然把那个时代称做五贤帝时代的是后世，但是同时代的罗马人同样把这一时期叫做“Saeculum Aureum”（黄金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