嚼着这个重要的话题（Topic，见下文的《话题报》）--最后一刻他选择了巧克力而不是口香糖--杰夫走进了摄政王公园。事实上，他应该回家继续工作，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继续往前走，在云朵舒展的天空下走过整个公园，接着再穿过玛丽勒邦路。

阿特曼是一个被习惯套牢的生物。当他踏上玛丽勒邦商业大街的那一刻，像是设定好了似的，他走进了瓦莱丽面包房，点了一杯黑咖啡，一小杯热牛奶，和一只杏仁羊角面包--尽管他什么也不想吃。通常他都是早上来到这里，但现在，在午餐过后的沉寂里，喝咖啡似乎太晚，喝茶又似乎太早（在一天当中的这个时间段，事实上，没有人想要什么），而看报则更晚了--几个小时前，为了拖延写那篇无聊的“时事短评”，他已经把报纸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庆幸的是他身上还带着一本书，玛丽·麦卡锡的《被注视的威尼斯》。四年前，从1999年双年展回来以后，他第一次读这本书，而现在他开始重读--与其他标准的威尼斯读本一起--以为这次重游做好准备。他的杏仁羊角面包的大小和复杂程度都跟一只小烤鸡无异，在一口口吃完的同时，他读完了讲乔尔乔内的《暴风雨》的那个部分。

麦卡锡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文化里有一种“日常闲暇里的新忧郁”。那么在玛丽勒邦商业大街上闲暇的妇人们身上是否也可以观察到一种相似的忧郁呢？显然没有。像所有的事情一样，闲暇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加快速度。所以这些投资银行家和风险投资家的老婆其实有着一种急迫感，她们在午餐与到法国公立中学或美国学校接孩子之间协调出短暂的闲暇间歇。她们上过如何闲暇这一课，知道重要的是编造出很多要做的事情，这样就没有时间不快乐了。回到文艺复兴时期，时间在累积而没有消逝，以至于暴风雨总是要来临。所以，这种忧郁“充满了乔尔乔内的画作，有一丝不安，只差一点就能搅动起树叶……正是这些场景绝对静止的状态产生了这样奇异的效果。”

1999年双年展的时候，阿特曼没有见过那幅画。然而这也是这次旅程中他最为期待的事情之一（如果他有时间的话）：去看《暴风雨》，观察那幅画--以及那座城市--与麦卡锡写到的完全相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