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中国的政治偏偏是沿着严复预言的反方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首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

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不久陷入危机，武昌起义之所以发生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摄政王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在这之前的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商业危机引起恐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

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帅陆军，另一个弟弟统帅海军，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恰是他所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他所倚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