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汉铁路的资本主要来自海外华侨，那既是他们的辛苦钱，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现在一个政策就要剥夺他们的权利，侵害他们的利益，确实伤透了这些华侨的心。海外华侨纷纷致电粤汉铁路公司，表示声援，坚定支持粤汉铁路公司，誓死不从，认为铁路国有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自己修筑、自己管理。现在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筹集款项自己修筑，更没有能力自己管理，就这样悍然要求人民让渡自己的权利，将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转让给列强，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他们强调，政府向外借债，绝非国有，只是名义上的国有，其实是各国所有。这些宣示虽然与清政府政策本意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华侨的宣示更容易激励人心，激起民众爱国护路的情绪。

股东大会的第二天（6月7日），粤汉铁路公司致电川汉铁路公司沟通情况，进行串联，指责朝廷铁路国有化失信天下，请求川汉铁路公司和其他公司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并就相关事宜多沟通多协商，彼此唇齿，务恳协力。

四川的反应较两湖、广东是迟了点，但四川的反抗情绪就像四川人一样，一旦惹毛了，却更为激烈，特别是因为哥老会的深度介入，因而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

川汉铁路公司最初是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年初。稍后因为四川绅民一再呼吁争取商办，所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吸纳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又过了两年，完成公司化改造，1907年成为纯粹的商办公司。然而，公司改为纯粹的商办之后，其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四川省内的铁路如何修建，走向如何，先修哪儿后修哪儿，公司内部都吵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直至1909年年底，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方才勉强开工，但始终进展缓慢，至辛亥革命爆发，这条铁路修筑不过三十多里。

更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非常混乱。对于筹集到的资金，由于一直没有充分开工，成为闲置资金，于是使公司高层有机会挪用路款达三百多万元，甚至拿到上海各钱庄存款生息，结果没有生到利息，反而将本金损失达两百多万元。再加上其他各种损耗、各种开销，川汉铁路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已经花费、损耗了近一半。因此，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这项措施，对于川汉铁路公司高管来说，或许正求之不得，条件当然是清政府必须像对待其他省份铁路公司一样，收回路权，支付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换言之，川汉铁路公司其实并不真的反对清政府收回路权，只要能够将他们的亏空补回来就行。所以，清政府宣布了铁路国有化政策后，四川大致平静，并没有立即引发两湖、广东那样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