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廷策略看，朝廷和盛宣怀清楚知道各省铁路筹资情况、修建情形，清政府显然希望以分而治之的办法区别对待，化难为易，逐步解决各省铁路建设中的问题，然后将路权收归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建设。

清政府的想法是好的，公平地说，做得也不错。广东、两湖铁路公司的股东们在得知朝廷的方案后也没有太多意见，即便觉得从纯粹商业立场来看吃了不少亏，那也没有办法，个人、公司永远不是政府和朝廷的对手，也就只好默默认了。

然而，由于解决方案中对于川汉铁路公司筹资款中倒账、消耗掉的资金没有给予弥补，这使川汉铁路公司高管很恼火。假如不出现铁路国有化，这些倒账、亏空还能继续掩盖下去，现在朝廷急着将铁路国有化，亏空、倒账的事情注定要败露了。这怎能不使川汉铁路公司高管，也就是现在保路同志会的领导层着急呢？于是他们分头动员各州县积极成立保路同志会分会，期待利用民情迫使朝廷让步。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四川省保路同志会会员就激增至十万余人。重庆及各州县、乡镇、街道都成立了类似组织，以及一些按照界别成立的保路同志会，诸如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四川学界保路同志会等，四川各界都在短暂的时间里深深卷入这场斗争中去了。

四川省绅商不能同意朝廷和盛宣怀的解决方案，是因为他们交给川汉公司的资本是真金白银，现在盛宣怀对那些亏空不考虑给予补偿，就要将路权要走，这就意味着那些亏空永远不可能补回来了。假如这个路权继续留在四川人手里，说不准什么时间柳暗花明，那些亏空还有填补的机会。四川省绅商抱着这样的心情加入了抵制铁路国有化的运动，加入了保路同志会。

从同情理解的立场说，四川省绅商的要求并不过分，不过盛宣怀的做法也有道理。他们的亏损、挪用、倒账，为什么要由国库去弥补呢？川汉铁路公司纯粹的商业活动为什么要行政补贴才能解决呢？双方的道理相互冲突胶着，任何一方都看不出让步的迹象。

四川人的立场深刻影响了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的看法。由于人在现场，受现场气氛感染，他对四川人有相当多的同情。他不愿意听从朝廷的指令对抗议民众进行镇压，只能任由四川局势持续恶化。

对于四川人的要求，盛宣怀、端方没有站在绅商的立场上理解被破产、被剥夺的滋味，而是一味想方设法剥夺绅商的财产。他们一方面授意川籍京官甘大璋等人联名呈请，将川汉铁路股本一律换成国家股票；一方面于8月19日任命李稷勋为国有川汉路宜昌分公司总理，代表朝廷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万段，将绅商股款700万两白银转作国有铁路股金，并且代表铁路公司同意邮传部派员清查账目，使川汉铁路权资本尽失。这一损招终于彻底惹恼了四川人民，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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