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受到震撼

1992年，我下海去了广州，颇受震撼。在北京，烤地瓜、拉板车的张嘴都是政治，可在广州，没人关心这个，大家只谈早上吃点什么，晚上怎么泡澡。我第一次明白，国家与社会不是一回事，彼此是分层的，社会可以自成一体。

过去说广州是文化沙漠，其实不对，广州只是没有北京这种文化形态而已。如果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广州反而是首善之区，在北京那些很牛的话题，在这里全没用。

扑腾一阵子，我又回来了，因为知识分子下海晚，没捞到什么好处，只好一身泥巴爬上岸。像我原来住的地方，街道里最早下海的，多是刑满释放人员，居委会主任给办好执照，亲自送上门，怕他们再闹事。下得早的人，自然有优势。

1996年，高校热了起来。一是开始评职称，这是给你名。二是有了课题费，有的课题能给好几万，可哪儿花得了这么多呢，100万就差不多了，这是给你利。有名有利，比下海的诱惑大多了，这一年堪称“上岸年”，大家争着被“收买”。我也是这一年回来的。

玩世现实主义

不少人说我的画有“玩世现实主义”的风格，“玩世现实主义”是栗宪庭先生对圆明园某一种画风的定位，和国画不是一回事儿。我和这些画家关系还不错，1993年还在那里拍了3个月照片。

对个体来说，最大的焦虑是你要调整和这个时代的关系。1989年后，有的人出国了，这是溜走派。有的留下来，但什么也改变不了，只好玩世。不仅是美术界，当时文学界有王朔，音乐界有崔健，大家调侃、愤怒、自嘲、戏谑，是为了安顿自身，要不怎么活呀？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方式。

中国画有文人画的一支传统，但偏雅致化，一种是孤立于现实，自外于社会，保持个体清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另一种是主动干预社会，比如世俗绘画、讽刺画，但成就不高。我力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即文人的笔墨，漫画的干预。因为今天不可能完全文人化。过去你还可以逃到山里，盖几间房，看山看水的，可现在呢？这算违章建筑，马上会有人来找你，拆！在今天，避世、隐居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