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树勇最喜欢的还是画画儿。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画，画这画那，课也没有好好上，天天揣俩馒头一块老咸菜泡在天津艺术博物馆里看古人的画儿，还在京津一带拜了很多名家为师。1983年，他到北京来工作，在中央财经大学里教书，因为他觉得在大学里工作不用坐班，可以有时间画画儿。就这样，他画了很多画儿，把工资都买了宣纸和笔墨颜料。这个时期我们常在一块儿扯淡，他也经常地到我们家来吃我父亲做的炒鳝糊、米粉肉，一起喝别人送给我父亲的好酒。我还给他刻了不少图章，他这个时期的画我手里就有不少，说实话，画得很不错。但他自己不满意，因为他觉得画谁像谁，唯独不像他自己。这种状况让他很沮丧，发誓不再画画了。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八十年代后期在我家里吃酒，他说，没法画了，找不到感觉了，不画了。那种样子很颓唐。后来，他真的就放下不画了，一头扎出去干别的去了。

但我知道，画画儿这档子事儿对于树勇来说，不是件说放下就可以放下的事儿。他太喜欢画画儿了，不让他画画儿，还不如宰了他呢！果然，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他没有在宣纸上画，但却画了几千张钢笔的小画儿，不大，每幅也就一张名片那样大，单线白描，画在各种烂纸头儿上。据他说，这都是他在单位开会的时候随便捉过一张破纸，或者是在杂志封面的背面空白处画出来的。他说他最喜欢开会了，开会的时候，领导在那里喷着唾沫星子讲屁话，他就躲在一个角落里捻一只钢笔画小画儿。画着画着，有一天，忽然就找到自己的感觉了。于是，二十年后，他又重操旧业大动笔墨，将那些画小画的感觉一一地在宣纸上实现出来。这一画，就有点儿收不住了。2007年冬天我出国前，记得是下了场小雪，我去找他喝酒道别，发现他待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下二层的工作室里，从朋友那里拣来一张破案子，铺上一张旧毡子，在上面不停地画来画去。地下室里特别安静，跟地面儿上的嘈杂世界完全不一样，太适合他干活儿了。而且他那个地下室也没有天线，手机信号不通，别人找他也找不到了，他就在这间地下室里自得其乐，成了一个真正的地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