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跟我一样不能免俗，他更喜欢的还是那些身穿旗袍头发烫得跟方便面一样卷卷的民国女子，素身雅静，淡然浅笑，闲闲的，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样子。为此他还写过一篇文字，我看过，口气里有一种很深的倾慕和无奈，大概是觉得自己生错了时候，没赶上。但奇怪的是，他的画里从不出现女人。有一次问起他，他抬头茫然地看着我说：“是啊，你不问，我还真是没注意呢，为什么画里就没有个女人呢？”看来，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够他琢磨一阵子了。

树勇最遗憾的事是不通音律，而且一唱歌就拐弯儿，唱到高处，嗓子跟劈了似的，让听的人跟着直着急。这让他在我这样的音乐高级发烧友面前很有些自卑。当然了，这也让我在他面前颇有些优越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很大度地安慰他：你不能什么都会吗是不是？不懂音乐可以慢慢学吗是不是？他就很殷勤地给我端茶倒水，问这问那，样子很谦卑，跟欠我钱一时还不上似的。我呢，每次也就略微指点一二，很有点儿专业人士的派头儿，挺过瘾。但我发现他实在是没有这方面的细胞，跟他说了也是白说，多少年过去了，长进不大。树勇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这方面没戏，也就不作这个幻想了，专心一意地搞他的画儿。

我出国后，我们联系得就很少了，偶尔发个邮件，也都是扯些破烂事儿。不知道他现在在画些什么，画得怎么样了。但有一点儿我记得清楚，那就是他答应过我，要送我几张新近的画儿。这事儿不能说说就完了，等春节时回去，我要办的很多事情里的一件事儿，就是到他那个地下室里去挑几张好画儿卷走。朋友不能白做这么多年，图章也不是白刻的，那些音乐知识也不能白白地教他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