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找不到支撑它们的东西。她或亲或疏地认识十几个富翁，他们分别拥有从一百万到四千万不等的财产。可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钱财的呢？能够拿这些财产派什么与众不同的用途呢？要知道，花费的金钱多于足以满足一切个人需求的数量是愚蠢的，在同一条街上居住两幢房屋、赶着六匹马拉车行都是鄙俗的。然而，在留出一定的进款以满足一切个人需求之后，余下的部分怎么办呢？让它们存积起来无异于承认自己的失败。让李太太极其痛苦的是，这些剩余收入确实在日积月累，但既不能变更、也不能改善它们主人的品质。把它们花在慈善事业和公共设施上无疑是值得嘉许的，但谈得上明智吗？李太太读过许多政治经济学和有关贫民的报道，倾向于认为公共设施应该是公众的义务，个人的巨额捐赠虽然有益，但也有害。退一步说吧，即使把它们用于慈善目的，除了助长那种令她痛苦不堪的人性，使之永继不衰而外，还有什么作用呢？一碰上这个问题，那些纽约的朋友无不求救于根深蒂固的陈腐之见，对此，她毫不顾忌地嗤之以鼻，说她尽管非常钦佩著名旅行家格列佛先生的天赋，但自从寡居以来，却始终不能接受他那大人国①的信条：一个政冶家，如果能让原来只长一片青草叶子的地方长上两片，那就应该比所有的同行都更多地受到人类的敬重。倘若这位哲学家当时提出青草的质量应该经过改良，那她就不会对他吹毛求疵了。“不过，”她说，“坦率地说，要是在现在只有一个纽约人的地方见到两个纽约人，我实在不能强装高兴；这一见解太荒唐了；一个半就够要我的命了。”

又如波士顿的朋友们。他们说她所需要的正是从事更高级的教育事业，她应该投入为大学和艺术学校而奋斗的神圣行列。李太太朝他们莞尔一笑。“你们知道吗？”她说，“我们纽约已经办了一所全国最阔气的大学了，迄今为止，唯一的困难一直是即使花钱也雇不到学生。你们要我到街上去拦截孩子吗？如果那些异教徒不肯改邪归正，你们能够授权我用火刑柱和武力逼迫他们上学吗？纵使你们能够这样做，纵使我把五马路的小伙子统统赶进大学，迫使他们统统认真地学习希腊语、拉丁语、英国文学、伦理学以及德国哲学，那又怎么样呢？你们在波士顿是这样做的，现在坦白地告诉我，结果如何？大概你们那里有一个光华夺目的上流社会；大概培根街到处都是诗人、学者、哲学家、政治家；你们的晚会一定妙趣横生，你们的报纸一定才华横溢。可我们纽约人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我们不常进入你们的社交界，但一旦我们进入时，却发现你们的社交界并不见得比我们的优越多少。你们同其他人一样，都长到六英尺高就停止了，为什么没有人长成冠盖如云的大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