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准备与中国不可避免的战争，日本已经花了数十年时间训练士兵。男子从小就接受训练，以备将来到军队服役。在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的影响更是渗透到日本男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日本的玩具店简直成了战争神社，玩具士兵、坦克、头盔、军装、步枪、高射炮、军号和榴弹炮等军事玩具应有尽有。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描述，男孩们将竹竿当步枪，在街上玩打仗游戏。有些孩子甚至将木棍捆在背后，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执行自杀任务的“人肉炸弹”，认为自己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日本学校的管理方式就像小型军营。事实上，有些学校的老师就是军官，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本的天定命运就是要征服亚洲，并作为最优秀的种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协助国家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是每个学生的责任。他们教年龄较小的男孩操作木制模型枪，教年龄较大的男孩使用真枪。学校的教科书成为军事宣传的工具，有一本地理书甚至以日本的国土形状作为扩张的理由：“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亚洲的先锋，勇敢地朝太平洋挺进。与此同时，我们也随时准备保卫亚洲大陆免遭外部侵略。” 老师还向男孩们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在心理层面为他们将来入侵中国作准备。有位历史学家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故事，当老师要求一个敏感的日本男孩解剖一只青蛙时，这个男孩吓得哭了起来，老师用指关节敲着他的头大声咆哮道：“一只烂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两百个中国佬呢！”

然而，尽管日本人实施了类似的各种心理训练，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评论道：“日本社会对待中国的态度十分矛盾。与对待朝鲜的态度不同，日本对中国并非完全的种族蔑视：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中国是日本文化的重要源泉，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20世纪早期的混乱局势深感恼火。策划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曾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的岁月里，包括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都曾接受日本人的帮助和教育。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庚款奖学金，日本同仁会帮助中国建设医院，而且像桥本时夫这样的学者更是发自内心地欣赏中国文化。日本外务省和军队中的中国问题专家通常都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并且对中国非常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和训练却几乎没有传递给普通士兵。

日本学校中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晚期，日本文部省大臣宣布，开办学校并不是为了学生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日本人培训小学老师的方式与训练新兵相差无几，师范生们需要住在军营中，接受严格的纪律训练和思想教化。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教育敕语》，其中规定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不仅约束教师和学生，而且适用于全体日本公民。《教育敕语》其实是军人道德规范的平民版本，将服从权威和无条件效忠天皇视为最高价值。日本所有学校都将《教育敕语》副本与天皇肖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拿出来宣读。据说，不止一位老师由于在宣读时偶尔结巴而自杀，为亵渎该圣文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