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全是坏事。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能够负担得起的、全面的数字化记忆，对我们每个人以及社会都是有益的。这种存储器能够帮助我们记录思想并捕捉某些时刻，当我们日后重温那些时刻时，将会为我们带来欢乐与满足。它抵制了人类健忘特性恼人的一面，提醒我们记住生日与结婚周年纪念日，誓言与承诺。

当有关公司的产品是如何被生产和销售的信息，不仅保存在雇员飞逝的记忆中，而且被保存在一种更为持久的信息存储器中时，公司的运作会更加高效；这种持久的信息存储器——从常规的笔记本到数字信息库，能够同时被现在与未来的同事所共享。当生产商能够用客户过去的偏好来预测未来的需求时，市场可能变得更经济。最终，我们的社会也能够从这种记忆中获益，因为它帮助避免了再次犯下代价高昂且又危险的错误。正如许多人所说，从历史中学习需要社会拥有记忆的能力。

然而，当我们听到史黛西·施奈德与安德鲁·费尔德玛的遭遇时，我们会感到心神不安。当我们意识到 Google的数字存储器，或者信用机构、旅行预订系统、电信运营商与执法部门的存储器有多么强大和完整时，我们被震惊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收集从个人电脑到数字视频录像机，从相机记忆卡到数码音乐播放器的一切数字信息，它们已经膨胀得像气球一样，使得我们能够获取我们已经抛之脑后的信息。我们感觉到的是——遗忘的终止，以及向记住这种常态根本性的转移。当记忆具有无可争议的好处时，事实上，其中很多的记忆可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多年来，隐私专家一直在警告可能会出现一些后果。实际上，美国现代隐私争论的诞生，便起源于对完整数字化记忆的反对。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于 1971年出版的著名作品《隐私的侵犯》（The Assault on Privacy），正是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打算建立一个国家数据库计划而促成的产物。世界上第一部数据隐私法案，诞生于德国黑森州（Hessia），它的通过是对德国政府类似计划的直接回击。

其他人也对越来越多地使用监视技术跟踪人类活动的情况提出了义正言辞的批评。他们警告说，这有可能会导致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所谓的“圆形监狱”数字版。在这种监狱中，狱警能够在犯人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监视的情况下监视犯人。边沁认为，这种监狱结构将能迫使犯人好好表现，而且这种方法使得社会付出的代价最小。因此，这是一种“新的监视模式，其信息权力之大前所未有”。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采用了边沁的概念，并且表示，全景敞视建筑已经远远超越了监狱本身以及边沁关于实体监狱结构的观念，这种全景敞视建筑现在被更为抽象地用作在我们的社会中施展信息权力的工具。在这里，通信理论家奥斯卡·甘迪（Oscar Gandy）将圆形监狱，与我们时代中日益明显的、向大规模监视发展的趋势联系在一起。这种圆形监狱塑造了我们现在的行为：我像被人监视时一样行动，即便并没有人监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