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记忆是一个突破。一旦书写被大家所知并确立下来，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就能够被存储在人类的头脑之外，并能够随意准确地进行提取。它使记录复杂的灌溉与种植业成为可能，并进一步促进了广泛的贸易。书写促进了国家的诞生，因为它使征税，以及对军事和民事信息权力的管理变得简单。对自然的观察与工程学的洞察力现在能够被保存、被分享，并能够准确地提取，而且技术发展的传播使得复杂的结构与了不起的建筑成为可能，比如埃及的金字塔，雅典卫城，或者中国的长城。但是书写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记忆仍然是需要不断构建，耗时又昂贵的。生产早期的苏美尔象形文字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因此只能非常慎重地使用它们。苏美尔人耗费了几百年时间才将精心制作的象形图，归纳为更为程式化（因此耗时也更少）、代表不同词语的经典苏美尔楔形文字。大约 2 000个不同符号需要一个非常有经验并受过高度训练的抄写员。这些过程很难绕过，这使得记忆的代价依然高昂。将大量的符号整理并简化成大约 300个常用的文字，差不多花了两千多年，从而使得书写变得更能够负担得起。

之后，楔形文字被一种更灵活更有效的书写系统所替代：那就是字母。通过采用代表音素的符号，比如元音或者辅音，去替代完整的单词，一个抄写员不再需要记住几千个或者几百个不同的符号，而只需要记住 26个字母。它大大降低了文字的复杂性与抄写员所需要的训练，最终增加了它们的供应并降低了书写的代价，降低的代价可能高达一个数量级。

即便使用的是繁琐的楔形文字，抄写员（与他们的老师）书写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账目与官僚记录这个狭窄的领域，而他们原本正是被雇来做这个工作的。就这样，文学作品出现了，比如史诗，寓言与散文；其中一些是虚构的，但是许多作品也试图记录真实的事件，经历与情感。这些情景记忆的样本现在通过外化而被人们所记住，并保存在泥板文书和纸莎草纸上。

书写对于保存抽象的观念与思想更为有用。数学与科学知识首先被人类所记录，公元 2400年前政治与历史领域的知识紧随其后，同时期被记录的还有第一部法律。

书写也成为了一种信息权力新的来源：这种信息权力就是保存知识。领袖们开始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对书写作品的收集进行制度化。亚述帝国的末代国王巴尼帕（Ashurbanipal）可能是第一位正式被训练成抄写员，并且能够说多种语言的领袖。在他追求创建记忆与知识贮藏室的过程中，他将他征服了的城市中的粘土块与纸莎草纸搜刮一空。整洁地存储着的粘土块上成千上万的文本，可以想象，亚述帝国的图书馆一定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机构。

几百年之后，另一个创建了广泛外化记忆收藏的工程获得了世界性的知名度，这个工程是由统治亚历山大港（今埃及）的托勒密家族实施的。在其鼎盛时期，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估计藏有五十万册著作。不像亚述帝国，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收藏的主要是纸莎草纸卷轴，这种卷轴与粘土块相比重量轻，而且能够被卷起来，因此可以节省空间。托勒密家族对此工程非常专注，并且在他们追求增加收藏量的过程中非常残酷无情。他们诱使精英知识分子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亚历山大港，让他们进行研究、书写，并将自己的一生最终贡献给他们的图书馆。到访亚历山大港的访客都被要求放弃他们所拥有的所有书面材料，并交到图书馆。国外所持有的重要文本，都以非常高昂的代价借过来并进行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