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教会打破了传统的乡村秩序而形成另外一种势力，这种势力甚至可以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与村民发生矛盾时，常常通过传教士介入诉讼，传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压力，如此一来，往往是教民一方获胜。如果地方官不肯屈服的话，传教士则有可能通过主教向北京的公使们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稍有抗拒，这些公使们便动辄恫吓要自行保护教会的利益。由此，总理衙门不胜其扰，只得责令地方官府尽可能的就地解决这些“民教”争端，地方官也不得不“袒教而抑民”。如此一来，民众在“民教”冲突中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无防护的状态下与教会及一些无赖教民进行抗争，这种冤抑一旦爆发出来，势必造成更大的风潮。

“巨野教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正在意大利休假的安治泰收到了圣言会两位传教士被害的消息后，他立刻起身前去柏林，并向德皇建议：“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并重新巩固我们几已扫地的威信，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不待安治泰的建言，德皇在前一天便得知了消息，随后便公开炒作了他对此事的愤怒：“我刚才在报纸上读到山东省内我保护的德国天主教突遭袭击的消息，舰队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报复此事。如果中国政府方面不立即以巨款赔偿损失，并实力追缉及严办祸首，舰队必须立刻驶往胶州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我……决定要以极严厉的，必要时并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

事实上，德皇的愤怒是蓄谋已久的。作为一个后发的欧洲强国，德国对海外扩张已是急不可待，而中国的胶州湾成为了德国推行全球政策的第一起点。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7次到中国旅行，他早在1869年就认为，“胶州湾乃中国最重要之门户”，“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甲午战争结束后，德国一改战时对华漠不关心的态度，突然积极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其中便不无获取胶州湾之企图。

对德国来说，教会的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租借胶州湾。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租借期间，租界均归德国管辖，中国无权治理；德国获得胶济铁路的铺设权并获得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山东省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办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均应由德国商人优先承办。由此，山东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