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外国公使的抗议照会，总理衙门本是习以为常。但这次很不一般，因为这是外国公使们的第一次联合照会，这表明清廷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法将失去效用，而公使们的联合行动使得清廷不免要怀疑他们的动机。早在一年前，德军在日照和高密的暴行已经引起了清廷的警觉，而这次联合照会几乎可以看成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兆；如果不是的话，外国公使的行为只能理解为对慈禧太后政权合法性及“乙亥建储”的不满并意图恢复光绪的权力，而这恰好是慈禧太后最担心的地方。

在这个问题上，清廷和外国公使显然存在着严重的误会和理解偏差，这也是当时中外沟通困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清廷看来，外国公使完全没有必要为这种事情大惊小怪，毕竟剿灭这些缺乏组织性又无甚实力的拳匪并不是件难事，而外国公使对此一直揪着不放倒显得动机不纯。外国公使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是被传教士的报告弄得惊慌失措以至于神经过敏，他们认为只有不断的向清廷施加压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双方的误解加上年关将近，使得清廷对四国公使们的联合照会并没有理会。对此，四国公使们感到怒不可遏，他们于2月21日再次联合要求清廷对此做出明确答复。无奈之下，清廷终于在2月25日做出答复，说公使们要求颁布禁拳上谕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2月19日清廷已经发出廷寄，要求各省督抚严禁拳匪，保护外国人。但四国公使对此毫不理解，他们固执的要求清廷在《京报》上正式发布上谕，而对廷寄这种更有效的方式漠不关心。事实上，清廷使用内部廷寄方式是不想让外国公使觉得自己是受到他们的压力才这样做的，而外国公使们却把这种非公开的方式认定为清廷和义和拳有合作阴谋。至此，双方的沟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责任主要在北京的那些外国公使“门外汉”身上。

于是，四国公使决定再次向清廷提出联合照会，而这次连意大利公使也加入了进来。意大利在1899年效仿德国向中国索取浙江三门湾的租借权，但清廷当时已经被戊戌政变后的守旧派大臣所掌握，他们将意大利的照会不拆封并原件退回，这让意大利政府感到奇耻大辱。但意大利人在不具备实力的情况下向清廷提出最后通牒，结果引发了一场更大的丑剧。结果，清廷在这次外交斗争中意外的大获全胜，这多多少少的触发了他们日后的强硬态度。

1900年3月2日，五国公使代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第二次联合照会，再次要求清廷在《京报》上发布正式的“禁拳”上谕。公使们的行为让清廷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一再解释廷寄的实际效果要比上谕好得多，但公使们依旧在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让庆亲王奕劻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既感到震惊，又啼笑皆非。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不想向公使们解释，1月11日的上谕实际上是为了防止袁世凯采取不分良莠、血腥镇压的政策，但公使们却一口认定清廷对反教的拳会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经过这次交锋后，双方的误解越来越深，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理战和外交僵局。

直到3月6日，总理衙门才向公使团送交了一份正式的解释信，信中指出，官方的《京报》发行范围很小，上谕并不能起到公使们期待的效果；而廷寄是发往各省督抚，对保护外国人更加有利；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再次发布类似的上谕。为了向公使们解释廷寄的优越性，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还特地造访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希望他能够向公使团解释清楚，但可惜赫德表示无能为力，他当时并不想涉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