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敢于一直对抗五国公使联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驻京的各国公使间并不团结，其中特别以俄国最为突出。当时的日本虽然也想站在五国公使同盟的一边，但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加入的理由，因为这次事件完全是因为基督教徒所引起。对于俄国人来说，他们对基督徒的问题从来就是漠不关心，他们对这个传教国同盟感到反感和厌烦。俄国公使格尔思是最反对公使间的合作行动的，事实上，他是外国公使中唯一在夜间与中国官员进行密谈的公使。当然，俄国公使不参加传教国同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中国并没有“民教”冲突的问题，山东的拳乱对他们来说本就毫无关系。

俄国公使格尔思的冷漠和单独行动使得五国公使对他极为不满，当时很多外交官都暗地里认为格尔思是公使团的叛徒与告密者，他们认为清廷之所以如此强硬，一定的格尔思在背地里给予了支持。从事实上来看，俄国公使的自行其是和超然事外的确给了清廷以信心，因为他们发现外国公使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正如赫德当时说的：“一批列强正在告诉中国：‘如果你不宣布拳民为匪并消灭他们，我们就要亲自动手，并打击中国政府！’同时，另一批列强则安抚中国说：‘我们是你的朋友，如果其他列强打击中国，我们将不会袖手旁观’。尽管这种要加以干涉的承诺不过是为了在中国分得更多的好处，中国则错误地认为有同盟和获得外国保护的可能。”

就在这时，被认为是“清廷的好朋友”的俄国公使格尔思突然站出来打破外交僵局。在4月15日与总理衙门大臣联芳的会面中，格尔思指出目前拳匪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劝告清廷不要措施剿灭拳匪的良机。更重要的是，格尔思在话里话外中透露出列强的确有武装干涉的企图，他还特别强调俄国在华北没有传教活动，他的忠告主要是为了清廷的利益着想。从格尔思的动机来看，他似乎担心列强一旦真的进入华北，将会影响到俄国的利益。

格尔思的话让清廷感到十分警觉，因为他提到了列强出兵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由此，清廷随后在《京报》上发表了裕禄要求禁拳的奏折，这个做法终于让五国公使感到松了口气，虽然清廷只是部分的满足了五国公使的要求，但这毕竟打破了持续了近三个月的外交僵局，于是外国军舰也开始陆续返航。

令人奇怪的是，清廷在4月21日再次就拳匪问题发布上谕，其中直接引用了曾国藩的原话“只问匪不匪，不论会不会”，这次的上谕与1月11日的上谕措辞几乎如出一辙，但这次外国公使们却毫无反应，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是这些公使们已经厌倦了这种持久的外交僵局，或者他们之前的行为仅仅是一个面子上的无谓争斗。

当然，这场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外交争都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是使得外国公使们更加坚定了使用武力向清廷施压的决心，其二则是使得清廷对外国的压力变得更加的憎恶，由此也使得朝廷中仇洋的情绪急剧高涨。很显然，外国公使们完全低估了清廷捍卫自己主权的决心。

很遗憾的是，五国公使对此毫不知情，他们反而对这次外交上的虚假胜利而感到沾沾自喜。譬如英国公使窦纳乐，他早在1899年2月就曾提出：“以我的看法，整个中国问题其实十分简单?---只要给我一支军队（当然不是中国军队），比如像1882年开罗驻扎的那支军队，我（或者任何人）都能在一年之内解决中国问题……治疗中国这个病夫只有一个办法，得用刀子，其他办法都不能奏效”。美国公使康格也在4月16日得意洋洋的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政府总算以自己的方法及时地按照五国公使的要求去做了。当然，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在剿匪方面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