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5月14日，涞水知县祝芾与一名哨官来到高洛村，他们虽然没有发现尸体，但也不敢细搜，因为他们感觉到义和拳仍在潜伏。直到第二天，祝芾汇集了从保定来的兵力，然后再次前往高洛村，这一次，他们逮捕了七名拳民并发现了多具教民尸体。16日，祝芾听说又有拳民在高洛村聚集，于是他们再次出动并逮捕了九名拳民，其中一名是定兴县某拳场的大师兄。除此之外，他们又发现了更多的尸体。

就在16日这一天，练军分统杨福同（总兵衔）率领军队赶到涞水县，于是祝芾和他们再一次前往高洛村，又逮捕了十几名拳民。当他们准备回到涞水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遭到拳民们的伏击，有两三百拳民将他们包围，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同伙。杨福同的军队随即开枪，义和拳的神法无效，只好丢下被打死的同伴各自逃生。就在这一天，有二十多名被逮捕的拳民随即被正法。

5月20日，涞水县石亭驿的马夫报告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拳民，于是杨福同于21日再次率兵前往镇压，其间击毙拳民多名并抓获了主要首领。当晚，杨福同留下三十名骑兵驻守，随后便回到了涞水县城。杨福同连续与拳民们交战并杀死拳民的消息很快传遍附近地区，当天晚上便有拳民们从临近的各地赶来，从房山、涿州一带便来了上千人。拳民们聚集起来，准备攻打涞水县城报仇雪恨，并夺回那些被逮捕的拳民。

5月22日，杨福同率领三十名骑兵和四十名步兵从涞水县城出发，前往石亭镇。杨福同的这次行动过于大意，就在石亭镇的附近，他们遭到至少超过他们二十倍的义和拳攻击，很快便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虽然这次交战有五十六十名拳民被打死，但杨福同和两名士兵被打死，其他人败退而去。这便是当时震惊了整个北京的“涞水戕官事件”。

杨福同的被杀是清廷剿抚两难、政策左右反复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当时的朝廷里，关于剿与抚的争议仍在继续，而在朝廷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荣禄在此期间称病不上朝（他得的是“政治病”），使得刚毅、载漪等人基本把持了当时的朝政。在无理性且怀抱私心的仇外情绪下，这些颟顸的官员倾向于将义和拳看作是“义民”，但对地方局势濒临失控的复杂性并没有一个清醒、感性而现实的认识。在这种教条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为义和拳的发展提供了相当空隙，等到祸起肘腋时，已是悔之晚矣。

清廷的政策导致直隶总督裕禄在“民教”冲突问题上态度暧昧，剿抚之间摇摆不定。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是直隶的政治形态，当时直隶总督裕禄驻于天津，对义和拳激发的事件并不积极，而当时的直隶提督聂士成则驻扎于开平；这样，当时处理义和拳问题的任务主要由保定的两位官员，即直隶布政使廷杰和直隶按察使廷雍来负责。

遗憾的是，廷杰和廷雍两人意见不和，廷杰主剿，而廷雍主抚，这样处理当时的事件便成了“四处救火”的模式，哪里出事就去哪里，等到义和拳势力的不断扩大，那些用于救火的兵力开始不敷使用，而杨福同以少量兵力前去对付数量众多的义和拳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失策。在义和拳不断蜂起的情况下，那些县一级的行政力量和他们少得可怜的武力（每个县可能只有几十名士兵和衙役）在众多的拳民面前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当地方官员与地上士绅劝谕无效的情况下，基层政权基本陷入了瘫痪状态。

石亭镇之战后，一股来自涿州的义和拳在5月24日经涿州城前往石亭镇的途中，他们涌到衙门向知州龚荫培强行借钱二十贯，知州大人无力抗拒，官威扫地。第二天，聂士成部的统领杨慕时率三营兵力乘火车到达高碑店，这是一支用现代火器武装起来的军队，但杨慕时在出发前便接到裕禄等人的命令，让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这种带有政治意义的军事任务让杨慕时十分为难，由此他也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