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甘军董福祥部被调进北京，据说这是因为使馆卫队入京所导致（后叙）。董福祥一贯仇洋，他进入北京后四处说自己“已奉太后命，剿灭洋人”。第二天（6月10日），慈禧太后又突然任命端王载漪与庆亲王奕劻并列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满人官僚启秀、溥兴、那桐也同时进入。此举让人颇费思量，这使得清廷中的排外势力更进了一步。

就在6月10日这天，西摩尔联军不顾天津方面的阻拦，执意要向北京进发（后叙），但由于时间差和信息不对称的关系，这似与载漪进入总理衙门无直接关联。但是，在西摩尔联军向北京进发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下面的一个事件便与之有直接关联了。

从6月中旬开始，大批的义和拳开始涌入北京和天津。而在此之前，深州、通州、静海县城等地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义和拳所占据或控制。在直隶省城保定，5月底城中便已是团民充斥，局面失控。

进京的拳民大都没有组织性，只是以各自的家乡为识别，其中大多来自直隶中部地区和顺天府各州县。京中官员胡思敬曾这样描述当时的乱象：“五六月间，京师贼势盛时，其来自京东者，曰武清团、香河团；来自京南者，曰固安团、永清团。或竖旗曰某庄村、某镇集，金鼓喧阗，如乡社赛神之状，殆不可以数纪。”

事实上，在6月10日以前，也有少量的拳民在京城活动，但大举进入北京城则是在6月12日后的事情。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京畿重地，义和拳怎么能如此顺利的进入呢？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义和拳决没有攻取北京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实力，他们的进入完全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毫无疑问，京畿地区向来是清军重兵驻扎之地，其中包括董福祥武卫后军二十营、荣禄的武军中军三十营、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二十营、宋庆的武卫左军二十五营，步军统领辖下的警备军队以及八旗的火器营、健锐营、虎神营、神机营等等，当时的总兵力在十万左右，但奇怪的是，守城的清军（主要由步军统领负责）却大开城门，任由义和拳随意进入。

据记载，义和拳入城时无人阻拦，“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入”。京师重地，大批拳民武装进入，如入无人之境，“终日任其街市往来，砍杀不绝。地面官兵，不敢阻止”；“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

不过，从下面的一段材料也许能看出此中的端倪，“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

载澜是谁？神机营长官是也；当时的京城九门谁负责？步兵统领庄亲王载勋。加上负责虎神营的载漪，这几个人在导引义和拳入城的事件上起到了重大作用，而这也是导致北京乃至庚子年局势失控的最关键一步。由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到，军机大臣刚毅与载漪等人勾结后，已经开始有意识的要利用义和拳，刚毅招抚在前，载漪等人放入在后，“大阿哥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绑架了清廷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这一点，似应着重把握。

至于义和拳，他们进入北京的目的很简单，一来是为了寻找新的斗争目标，因为京城里洋人洋物极多；二来恐怕也不乏“发洋财”的经济目的。据当时人的观察，“乡农见村人从匪归者，虏略（掠）教民财产，所获甚丰”，因而“皆弃农业为之”；拳民们进城后，除了焚烧教堂、劫夺洋行取得财物外，还可以“勒捐”富户，让殷实之家捐资助饷，这种情况在顺直地区非常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