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巧妙的是，义和拳宣扬的“反教”观念正好为缓解干旱带来的焦虑烦躁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这便是义和拳揭帖中反复强调的，当时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所谓“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寻找一个替罪羊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与中国传统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为“天庭震怒”找到了原因。

洋人洋教（及其背后的教民乃至一切与洋务相关的事务如铁道、电报、洋行等）得罪了老天爷，这个观念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导致干旱，那普降甘霖又证明了他们的无辜。正如时人王照在《行脚山东记》中说的，当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当地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于是“齐向洋人拼命”，但“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

事实上，当年六月，直隶、山东交界一带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便纷纷回籍，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像直隶、山东交界一带那么幸运，直隶北部等地区的旱情就一直没有得到缓解，而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场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那些在华传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赐予人们一场大雨，某传教士在信中说：“拳民们威胁要抢劫并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人民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形势越来越险恶，如果一直不下雨，什么样的暴力事件都可能发生，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愿意，他会普降甘霖来解救我们。”另一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

（二）反洋与排外行为

持续旱灾带来的焦躁情绪使人们失去了理性，出于对洋人与洋教破坏国人传统生活的憎恨，义和拳对一切外来事务都持一种不容讨论的排斥态度。除了焚教堂、杀教民之外，义和拳对洋货也是深恶痛绝，正如《天津一月记》中记载的：“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

对义和拳的“反洋务”活动，当时有很多记载，譬如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纪事》中说：“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更有甚者，如《拳事杂记》中的记载：“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乱刀并下，皆死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