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暴戾性杀戮

在庚子年的那场浩劫中，华北地区的居民们都亲眼目睹了一场连续的野蛮杀戮的恐怖场景：开始是义和拳杀中国教民，其中也包含了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或洋人甚至外交官（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接着是清军与义和拳及其八国联军的相互攻击，义和拳与清军死伤惨重；最后是八国联军对义和拳乃至中国无辜平民不加区别的残酷报复。在这个酷烈的夏天，在三个连续的阶段中，天津附近河流中几乎每天都有死尸漂流，而且大多是无头或肢体不全者，有时候尸体甚至多到将河段拥堵。

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在庚子年这场以“排外”为主要特征的浩劫中，外国遇难者的数目仅为231人，而被杀的中国教民及无辜百姓，目前已经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但根据中外各方的动辄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记载来看，这个数字必然是外国遇难者的上百倍甚至是上千倍不止。据统计，仅山西一省就有5700余名教民被杀，而直隶、北京、天津的遇难人数更为巨大，如《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作为当时华北的两个主要城市，北京和天津在涌入了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义和拳后，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秩序将是何等的混乱，而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华北平原上，也可以同样想象出那些孤立的教民们当时所处的悲惨境地。在当年的7月中旬，某士大夫管鹤逃出天津，他在《拳匪闻见录》中描述说：“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如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说义和拳“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

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的，“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得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义和拳不分青红皂白的杀害教民乃至无辜者，这就是一种得到充分宣泄的群体性暴戾，而这种暴戾在当时被赋予了“正义性”，在这段全面失控的特殊时期，这些施暴者因为人多势众甚至不需要承担责任（这点与66年后的“红卫兵浩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法国大革命及其残酷性令勒庞得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庚子年，这就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其行为主要看环境如何，它可以成为犯罪团体，也可以成为英雄主义团体”，正因为如此，“群体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孤立的个人不可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但成为群体的一员后，足以让他产生杀人劫掠的念头并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清廷中以载漪为首的守旧派亲贵对于当年的这场灾难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他们不仅将拳民放入京城，而且为这种愚昧疯狂的行为拍手叫好，庄王载勋即出告示悬赏杀洋人：“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这种残暴无理之举，足以反映出这个亲贵集团的愚昧凶蛮之程度。事实上，载漪集团为了一己之利，甚至想行“非常之事”，即杀“一龙二虎”以夺取皇位（“龙”即光绪皇帝，“二虎”指礼亲王世铎和庆亲王奕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