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管鹤也在《拳匪闻见录》中记载：“于是日有焚毁教堂、捉拿教民之事。街上行人，见匪避道，畏之如虎。匪亦自命为神，生杀任意，无辜受戮者，不知凡几。”

在义和拳最鼎盛的时期，拳民们对昔日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公然藐视，甚至连官员也敢杀。据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神机营翼长庆恒（二品高官，清军副都统）即被义和拳寻仇而杀，一家大小十三口无一幸免，连载漪等人都不敢过问。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等人的家中都被拳民们抢劫（最可笑的是，徐桐乃是义和拳的铁杆支持者）。

《西巡回銮始末记》也不乏高官们在义和拳面前威风扫地甚至命丧黄泉的记载：侍郎陈学棻带着司官丁某至各部验看月官时，“拳匪忽然突至，任意罗唣。陈叱之曰：‘此何地！尔辈敢无状乎！’匪怒以刀砍之，丁惧而遁。拳匪追之出署。时董军在外，阻之曰：‘此人不可杀！’丁始得脱。旋即闻枪声两排，月官死者三人，陈亦死焉”；另有“姚提督者，以保送入京，十四日，在市上游行，因拳匪声言须杀鬼子，姚叱之曰：‘升平世界，尔辈弗得妄言！汝辈今欲杀鬼子，行看将为鬼子杀也！’匪闻言，即哗然曰：‘二毛子来矣！宜先杀之！’时姚友有李某者，乃京营中之武弁，闻信驰至，力为剖辩。乃言待大师兄至再议。良久，大师兄至，瞪视良久曰：‘必杀之！无任再辩！’李曰：‘顷已允不杀，何背前言？’匪并欲杀李，李急策马驰去，始免。姚身携三百金及金镯，马匹等物，咸入匪手。姚亲友等有来抚尸恸哭者，均为匪所杀”；就连“新简贵州巡抚邓小赤中丞，出都时遇义和拳，叱问：“何人？”从者对曰：“贵州新抚台邓大人也。”匪即叱令下轿。邓不允，即拽之出。令跪，不从，则以数人按之跪。……褫其衣挥之去，邓乃仓皇出走。”

在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权威之后，各种实际利益纷至沓来，已经是鱼龙混杂的义和拳也迅速变质。拳民们本是一些贫苦农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当拳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说，“各乡村团民，尚多粗食布衣”，但到了后来，便“衣多绸绉，人人洋洋得意，夸富争荣”，“外乡之团，则寻仇官长，勒捐富户”，“种种私心，不可枚举”。更有甚者，拳民们随意指认街上的商铺客栈内有奸细，却将所存之货运回坛中加以瓜分，时人刘孟扬记载了这样一个骗局，说拳民们“从栈内搜出铁银柜一个，指以示人曰，此系地雷，随抬至僻静处，砸开柜门，将银分取一空”；当时有这样一首童谣讽刺义和拳的行为：“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由此可见，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传统农民运动的弊端很快便在义和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有意思的是，在义和拳的高潮时期还曾出现过自立皇帝的事情。据时人记载：“某孝廉者，沧州南乡人也，……拳众奉以为帝。其下置宰相、军师。……于田野中结棚为殿，制洋布黄袍奉之，众相率罗拜。迨剿拳令下，竟免于刑。”事实上，义和拳虽然口号称“扶清灭洋”，但他们对清廷并没有什么好感，这从他们对待官府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很多揭帖中，义和拳宣称“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等等，这些都似乎表明“扶清灭洋”只是某些有野心的义和拳首领的一种策略而已。

很可惜的是，义和拳以神权起家，但这种暴发户式的新兴权威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它严重缺乏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支撑，因此注定是机缘巧合的昙花一现。特别在后来热兵器的打击下，在更为强大的杀戮面前，义和拳的神权无法保持它的权威，由此也很快在隆隆枪炮声中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