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了这个基本前提后，使馆之围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当时参加围攻使馆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另外还有少量由庆亲王奕励指挥的军队。在整个进攻过程中，荣禄和奕劻是很聪明的，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攻击外交人员会在日后带来极大的危害，想必也能体会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至于董福祥的甘军，他们仇恨洋人是发自内心的，但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正如当时的一个笑话说，李鸿章得知进攻使馆的军队是董福祥的甘军后，他大笑着告诉外人：“尽管放心，使馆无恙！”

董福祥当时和端王载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进攻使馆的命令后自然会尽心尽力，但问题是慈禧太后在围攻使馆的决策中也相互矛盾，围攻使馆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正如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的，慈禧太后曾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慈禧太后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载漪等人，尽管中间可能会存在失控的情况，但慈禧太后控制不了义和拳，但对于载漪、董福祥他们终究还是能掌控的。事实上，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很阴险，她在事后也是把围攻使馆的责任推到了载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后的决策者。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不想伤及公使，慈禧太后又何必要命令围攻使馆呢？这可能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在诏告义和拳为义民后，在义和拳反洋情绪高涨的时候，清廷必须要有所表示，那围攻使馆就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与其让义和拳去围攻使馆最后弄得不可开交，倒不如让可控的清军来完成这个表演。当然，这个表演还不能演的太假。

慈禧太后下令围攻使馆的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为了给公使们制造一定的压力，类似于通常说的“以战促和”，或者干脆把公使们变成“人质”。这种策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曾经用过，那就是将当时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拘捕，用以挟制英法并迫其接受停战。

林华国先生在《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庚子年对使馆的进攻，很象是故技重演。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内的洋人变成自己手中的人质。清政府的方针是：一方面想攻占肃王府使英使馆陷入‘无法防守’的险境，另一方面尽力避免对英使馆内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造成重大伤亡。除猛攻肃王府外，清军还力图攻占位于英使馆东南方的法使馆，这似乎也是为了对外国使节加大心理上的压力。看来，清政府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夷平使馆’，而是要通过攻打使馆使外国使节陷于‘准人质’的危险境地，以此作为向外国求和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如此，进攻必然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为了对外国使节形成较大的威胁，进攻必须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使馆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造成重大伤亡，给议和造成新的障碍，进攻又必须留有余地而不能是摧毁性的。”

理解了这层含义后，使馆围而不克的道理便不言而喻。要不然，以使馆极度缺乏重武器的并不到500人的卫队岂能抵抗得住？从慈禧太后的话来说，倘若真有心来攻，“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事实上，当时被围困的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清军当时奇怪的进攻，譬如康格夫人在北京信札中就曾说《北京信札》，“中国人的射击角度总是过高”，他们甚至还“缴获了一些来复枪”（这似乎与荣禄暗中给使馆运送军火的传闻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