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从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开始转变到宣传社会主义上来。瞿秋白1920年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五四运动中这个历史性转变：“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族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问题。”吴玉章则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个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革命先驱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反复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作出的重大选择。以五四运动为起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以波澜壮阔的规模广泛传播，形成气势磅礴的思想主流。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的先进分子不仅没有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且赋予它们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民主不只是少数人的民主，不只是谋求个人的解放，而是要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谋求国家民族的解放；科学是要用科学的理论来重新观察和分析问题。这也加速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相结合的步伐。所以，这以前和以后是一个根本的历史性的转变。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讲它的伟大意义，因为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打开了通路，使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间处于主流的地位。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另外从日本回来的一批留学生，如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也对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工作。刚才讲的这两点可以充分说明，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