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时期是词的雅正的时期。这一个时期，看见了元人的渡江与南宋的灭亡，应该是多痛哭流涕，感叹悲愁之作；应该是多愤语，多哀歌的，应该满是“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的句子的。然而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目睹蒙古人的侵入与占据，且亲受着他们的统治之痛楚的几个大词人，如张炎、周密、王沂孙诸人的词，却在表面上看不大出来他们的痛苦与哀悼。如张炎的词颇多隐含着亡国之痛，却都寓意于咏物。为什么他们发出的号呼，却是那样的隐秘呢？这个原因，第一点，自然是为了蒙古人的铁蹄所至，言论不能自由；第二点，却也因为词的一体，到了张炎、周密之时，已经是凝固了，已经是登峰造极，再也不能前进了。他们只能在咏物寓意上用功夫。只能以“意内言外”的作风为极则。张炎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至，词亦至焉。一为物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雅正二字，便是他们的风格。他们为了要求雅正，要求一种词的正体，所以排除了一切不能装载于“词”之中的题材。他们于音律谐合之外，又要文辞的和平工整，典雅合法。此外，所谓“词人”多不过翻翻旧案，我学苏、辛，你学周、张，他学梦窗、白石而已；很少有真性情的作家

词到了这个时期，差不多已不是民间所能了解的东西了。词人的措辞，一天天的趋向文雅之途，一天天的讳避了鄙下的通俗的习语不用。像柳永、黄庭坚那样的“有井水饮处无不知歌之”的样子已是不可再见的盛况了。即像毛滂、周邦彦那样的一歌脱手，妓女即能上口的情形也是很少见的了。她独自在“雅正”，在“修辞”上做功夫。而南曲在这时已产生于南方的民间，预备代之而兴。金、元人所占领的北方，也恰恰萌芽着北曲的嫩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