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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大师谈》第八章 东汉的复兴(18)

中国历史:大师谈 作者:张荫麟


汉去封建之世近,加以经济上的不平等,所以奴婢之数极多,奴婢有官有私。官奴婢是犯罪没入的,私奴婢则因贫而卖买。当时两者之数皆甚多。卓王孙、程郑,都是以此起家的。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童手指千”,则比千乘之家。甚而政府亦因以为利。如晁错劝文帝募民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以拜爵。武帝募民入奴,得以终身复,为郎者增秩。又遣官治郡国算缗之狱,得民奴婢以千万数。前后汉之间,天下大乱,人民穷困,奴婢之数,更因之而增多。光武帝一朝,用极严的命令去免除它。均见《后汉书·本纪》。然而奴婢的原因不除去,究能收效几何,也是很可疑惑的。

因去封建之世近,所以宗法和阶级的思想,很为浓厚。大概汉代家庭中,父权很重。在伦理上,则很有以一孝字,包括一切的观念。汉儒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在诸经之传中,对于《孝经》和《论语》,汉时除五经之外,其余后世所称为经的,都称为传。非专门治经的人,都把《孝经》、《论语》教他。便专门治经的人,亦多从此两书而入。特别看重,就是这个道理。在政治上,则对于地方官吏,还沿袭封建时代对于诸侯的观念。服官州郡的,称其官署为本朝。长官死,僚属都为之持服。曹操、张超的争执,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军阀的相争;而臧洪因袁绍不肯救张超,至于举兵相抗,终以身殉,当时的人,都同声称为义士。然而汉朝人也有汉朝人的好处。因其去古近,所以有封建时代之士,一种慷慨之风。和后世的人,惟利是视,全都化成汉人所谓商贾者不同。汉代之士,让爵让产的极多,这便是封建时代轻财仗义的美德。其人大抵重名而轻利,好为奇节高行。后汉时代的党锢,便是因此酿成的。至于武士,尤有慷慨殉国之风。司马相如说:当时北边的武士,“闻烽举燧燔”,都“摄弓而驰,荷戈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这或许是激励巴蜀人过当的话,然而当时的武士,奋不顾身的气概,确是有的。我们只要看前汉的李广,恂恂得士,终身无他嗜好,只以较射赴敌为乐,到垂老,还慷慨,愿身当单于。其孙李陵,更能“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司马迁说他有“国士之风”,真个不愧。他手下的士卒五千,能以步行绝漠,亦是从古所无之事。这都由于这些“荆楚勇士,奇材剑客”,素质佳良而然。可见当时不论南北人民,都有尚武的风气,所以后汉时,班超能以三十六人,立功绝域。一个英雄的显名,总借无数无名英雄的衬托。我们观于汉代的往事,真不能不神往了。

因武士的风气还在,所以游侠也特盛。游侠,大约是封建时代的“士”。封建制度破坏后,士之性质近乎文的则为儒,近乎武的则为侠。孔子设教,大约是就儒之社会,加以感化;墨子设教,则就侠的徒党,加以改良。所以古人以儒墨并称,亦以儒侠对举。墨者的教义,是舍身救世,以自苦为极的。这种教义,固然很好,然而决非大多数人所能行。所以距墨子稍远,而其风即衰息。《游侠列传》所谓侠者,则“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以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仍沿袭其武士的气概。然而生活总是最紧要的问题。此等武士,在生产上,总是落伍的,既已连群结党,成为一种势力,自不免要借此以谋生活。于是就有司马迁所谓“盗跖之居民间者”。仁侠之风渐衰,政治上就不免要加以惩艾;人民对他,亦不免有恶感。而后起的侠者,就不免渐渐地软化了。读《汉书·郑当时传》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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