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姐姐哭了。她做作业的时候突然扔下了笔，然后我就听见她像是来自体内很深的地方的呜咽。我冲下床紧紧地抱住她的后背，她背上的两块骨头一下一下地刺痛着我。“姐姐。”我叫她。“安琪，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帮我把她留下？你讨厌她吗安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好紧紧地抱她，紧得我自己都觉得累。姐姐的眼泪温润地打在我的手背上。我不怪妈妈，如果姐姐没有伸出指尖，轻轻地把她的泪珠从我的手上抹掉；可是她这样做了，她的手指真凉。

绢姨搬走了。妈妈帮她料理一切可以想到的事情，好像她要走得很远，其实不过是几条街的距离。绢姨走的那天，我跑到她住过的小屋里。墙上还挂着几张照片，真好，《纽约》还在。原来我留恋那张《纽约》胜过留恋绢姨。我还是不怪妈妈，我想明白了，因为我也想让她走。

现在网上和一些时尚杂志里似乎有一种潮流，就是一些年龄其实不大的人们争着为“成长”下定义，争着追悼其实还没远去的青春。“成长”就像一面旗帜，庄严地覆盖着“青春”的遗体。当十九岁的我浏览这些精致的墓志铭时，突然恶俗地问自己：我知道什么是“成长”吗？对于我来说，第一次成长是九年前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