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绢姨，她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让我惊讶。她原来是如此犀利，甚至是凌厉的。她的话像子弹一样击穿我心里一个很深的地方，然后她宁静地微笑着，似乎是欣赏她的照片一样欣赏我赧然的表情。我被激怒了，仔细想想那段时间我真像一只很容易就被激怒的小母狮子，我跳起来，对她大声地说：“好，我去考！我倒要看看中央美院附中是不是救济院，谁苦谁难谁可怜才会收谁！”然后我就怒气冲天地一边收拾起我的画具，一边告诉绢姨：“麻烦你跟我妈妈说，我去老师家上课。”摔门的时候听见绢姨似乎是在给妈妈打电话：“姐，没问题了。”

结果是：我知道了中央美院附中不是救济院，虽然它没有收不苦不难也不可怜的我。我不想看见绢姨，但她还总是在家里晃来晃去的，有时还跟妈妈开开玩笑：“姐，安琪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嚣张了。”全家人都不在我面前提中央美院附中的事，这也是最让我恼火的一点。那是记忆里最漫长的一个夏天，我的分数本来只能进我们这个城市最烂的高中，可是我却收到了姐姐那所高中的录取通知——我是作为美术特长生被录取的。大家都很高兴地在饭桌上议论着要把这件事放在我十五岁生日那天庆祝，就连谭斐都跟着起哄。这群无聊的人，这样对我表示一下同情似乎是为了感动他们自己。只有姐姐，有天晚上她走到我的房间里来，跟我乱无头绪地聊了一会儿，突然涨红了脸说：“安琪，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的画很棒。”然后她就手足无措地走出去了。这是我那些天里听到的最舒服的一句话。

我在那个漫长的夏天里冬眠。每天把空调的温度调到很低再裹上大棉被睡长长的午觉。拒绝出门，看着窗外繁盛到让人觉得下贱的绿意，觉得这和自己无关。那个暑假里只完成了一幅画，我把我家的空调画了进来。只不过我把它画成了长满铁锈的样子：巨大的空调，掺着淡金色的灰黑，开着大朵的红色铁锈，庞大的蒸汽发动机连在后面——我画的是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候的空调，如果那个时候有空调的话。我一直都很喜欢工业革命时候的老机器，它们都有很笨拙、很羞涩的表情，就像一只被使用了很久的萨克斯风。这个不太灵光的老空调忠于职守得过了分，把整间屋子变成了北极。窗外，还是夏天，我摔打成片的绿色时毫不犹豫，一只熊栖息在夏天的树荫里，望着窗里的空调，还有窗玻璃上美丽绝伦的冰花，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湿漉漉的小鼻头有点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