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个体的生存权利与生命价值

这样，你就会与多数普通人找到共同语言，你就不会轻率地否定旁人抹杀旁人，你就不会动辄暴露自己的虚妄狂躁凶恶愚蠢的人性恶，你就会调准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你就会踏踏实实地生活在地面上。

这样，你还会具备一个远远不够但却是起码的符合健全理性的是非标准，你可能仍然掌握不了真理，但你至少不会轻易上当，因为你懂得了一点点常识：有利于改善人的生存境遇的一切思想理论见解有可能是正确的，虽然未必是足够的即理想的。而一切从总体上就不叫人生存，不叫人好好地活着，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生存质量的胡说八道却令人不屑一顾，不论它打出什么样的伟大旗号。这当然并不是排斥在特殊情势下个体为了集体为了国家民族所做出的牺牲，这些牺牲也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它们是为了群体的生存而不是为了灭亡而做出的，不是为了牺牲而牺牲，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教义，不是为了冲动而牺牲，更不能强迫旁人为了一己认定的价值而牺牲。多数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好的理念是和生存一致而不是相悖的。

例如一些邪教，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怎样好好地活上而是放在为教主为教义而死而自戕自毁上，甚至自己死了还不成，还要毁灭多少生命来证明或逼近某个邪教的预言，这种敌视生命蔑视人类的生存权利的所谓信仰无论如何不是个好信仰。

例如当一个人为的灾难终于过去，人们不敢去谴责灾难的制造者，不去认真地汲取历史教训避免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而是群起责问幸存者：你为什么活下来了？活下来成为一些人永远的耻辱，成为叫他们抬不起头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的质问也许义正词严，然而毕竟只有自身活着的人才可能发出这种谴责，这使我们不能不对之进行分析和掂量。因为生存权毕竟是第一位的人权，而一般情况下，活着的人责备另一个人的活着，似乎不必那么高高在上。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智取威虎山》里的一个情节，座山雕最最不能容忍被俘过的手下，因此栾平不敢说出他被“共军”杨子荣审讯过的事实，终于被我侦察员杨子荣处决。在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中也有一个人物，因了被俘而不是战死而永远抬不起头来，甚至他的情人也因此宁愿长期住在集体宿舍而不想与他结婚。这样的事例是不是代表一种正确的思路，值得我们画一个问号。至于英勇就义，慷慨赴死，古今中外这样的英烈都是有的，他们在特殊情况与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做出的英勇表现，当然永远是我们的榜样。而在个体的生存的牺牲与叛变之间作出的选择，应当是前者，这也毫无疑问。特别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信念、组织、同志和朋友为代价的苟活，我们并不怀疑它的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