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几种生存与创造的“武器”

从这里便要说到学习语言的问题。谈到学习，没有比学习语言更重要的了。多学一种语言，不仅是多打开一扇窗子，多一种获取知识的桥梁，而且是多一个世界，多一个头脑，多一重生命。

至少在我们国家，有一种或多种拒绝学习语言的理论或说词。年轻的时候，我的一位极好学的朋友曾经对我讲述了他不学习外语的“理由”，他说学外语太费时间，而他太忙碌；他说时代的发展趋势是翻译愈来愈发达和及时，因此他不如坐待翻译的帮助，而把宝贵的时间用到别处去。

然而，他应该明白通过翻译交流和学习与直接从原文交流和学习，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思想、感情、人类的一切知性悟性感性活动直至神经反射都与语言密不可分，思想的最最精微的部分，感情的最最深邃的部分，学理的最最精彩的部分与顿悟的最最奥秘的部分都与原文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不要说中文译西文或西文译中文了，让我们试着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白话文吧，让我们试着把唐诗宋词译成当代粤语吧，它能够传达出多少原文的神韵与精微？

再有大量事例已经证明，翻译是带着理解和解释的翻译，而愈是要害问题上，翻译愈是受自己即翻译者本人的历史、地域、处境与知识结构乃至个性的局限，愈是重要的命题和精彩的作品愈是要不断地翻译，不断地修正翻译，不断地在理解上从而在翻译上出新。一个确实希望有所作为有所发现发明创造的学人，哪有只满足于让翻译牵着鼻子走的道理？

有一种故意夸大其词的听起来很吓人也很荒谬的说法，但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问题其实都是来自翻译，例如我们把democracy译作民主，把dictatorship译成专政，这都不甚对。人们望本国之文而生发外来词之意，这就产生了无数麻烦。再如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名著《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近二十余年来则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并从而在解释上有宽与严乃至极“左”与非极“左”的区别。这些对于不懂原文的人来说，只能任翻译、任懂该种语言的人牵着鼻子走。一个希望学习追求真理的人，一个希望有所贡献有所创造的人，能够允许自己始终处在这样被动的局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