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从脱离物质基础的纯精神的观点来看，计划经济似乎远远比市场经济更“人文”。计划经济的基本思路是，人类群体特别是体现公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及政府，认识、把握并自觉地运用经济的发展规律，摒弃经济活动中因为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出现的自发性、盲目性、无政府状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一是个别企业的生产的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把人类群体的主观意志与客观的经济需要结合起来，使人真正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人，社会生活的主人，历史前进运动的主人。斯大林的命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如此听来，当然是计划经济更高尚，更合乎人类理性与道德的追求，更摆脱了蝇营狗苟的铜臭，更具有一种高扬人的位置与作用的人文精神。这也许正是计划经济的魅力所在吧？

早在斯大林时期，一些重要的左翼思想家、文学家和活动家，已经懂得了以人文精神为武器批判资本主义。斯大林在联共“十九大”上的讲话聪明地提出，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把和平与民主的旗帜，其实也就是把人文精神的旗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法共中央的机关报定名为《人道报》，而20世纪60年代的罗马尼亚把人道主义置于与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同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这是意味深长的。正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停滞与挫折，使左翼文人们集中批评资本主义的软腹部——精神空虚、道德堕落、吸毒、卖淫、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等。而强大的执政党，强大的人民政权，强有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似乎确实能够扫除或基本扫除或一度扫除人类面临的永无解除之日的精神危机。

显然，市场经济并不是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经济，市场的运行比较公开，它无法隐瞒自己的种种弱点乃至在自由贸易下面的人们的缺点与罪恶。但是它比较符合经济生活自身的规律，也就是说它比较符合人实际的行为动机与行为制约。因此，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市场经济的假定前提恰恰是承认人的平庸与趋利避害，尽管这种承认也许令理想主义的文人沮丧。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有精神，有真诚的直至狂热的宗教信仰，也提倡在战争中与灾异中的英勇牺牲与先人后己行为，但这些，更接近于康德的“绝对命令”的范畴，它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也不是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