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可能是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阶级斗争、党派斗争与政治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的残酷性；由于广大农民的革命参与者及革命主力军的作用；还由于中国特有的把人伦的“伦”看得比人还要重的文化传统，许多与人有关的说法，诸如人道主义、人性论与人情味，常常被视为假仁假义的糊涂与混账，乃至敌方瓦解我方斗志的精神武器。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块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和十六岁的女共产党员被铡刀铡掉头颅的国土上，任何关于关心人、爱人、尊重人的说教都会被认为居心可疑。在我们的国土上，仇恨，即样板戏里所高唱的“血泪账”是太多了。这里有太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盟友与敌人、烈士与叛徒，却没有了抽象的人的位置。王任叔——巴人，为了“三人主义”的罪名，招致了多么悲惨的迫害，我们应该记忆犹新。我们曾经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为了群体而无条件地抑制个人的利他精神而不是人文精神。一般的，欧洲文明式的，西欧马克思主义者与苏联、东欧诸国的对人文精神的承认，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曾经是太奢侈与太陌生了。忘记了这一点，便成了云端的空论。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要好一些了，但是人文精神远远没有得到我们的年轻的评论家们所幻想的那种认同与推崇，而是处于时而被自发地宣扬，时而被有组织地批判的微妙地位。

对人的关注精神在我国的曲折历程，有关人士因而遭到的不幸，我们该尚未忘记。

所以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我们可以或者也许应该寻找人文精神，探讨人文精神，努力争取源于欧洲的人文精神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结出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之果，却不大可能哀叹人文精神的“失落”。流行歌曲唱道：“不在乎天长地久，只需要曾经拥有。”因为考虑是否天长地久的前提必须是曾经拥有。难道我们要改词唱道，“即使从未拥有，也要天长地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