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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莫言》序:如何“看莫言”?(1)

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 作者:张清华


序:如何“看莫言”?

2012年10月9日,也就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两天,关于他可能获奖的消息已经炒得很热,我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曾回答他们说,“假如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而真正考虑文学的因素”,假如评委们“在坚持人文主义普世价值标准的同时,也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一定理解的话,那么我认为此奖最应该授予的就是莫言” 。果然,两天后消息公布,莫言终于如愿折桂,一时间国人欣喜若狂。

中国人自然有理由高兴,因为按照某些逻辑,甚至按照某些常理,中国作家要得这个奖是不会顺利的,然而在莫言这里却是出乎意外地顺,在他57岁的时候,让他拿到了这个让全世界的作家梦寐以求、让全世界的读者翘首瞩目的奖,确实不易。而为了这个奖等到耄耋之年、甚至终生错过的作家在全世界绝非个例,更何况,在中国作家头上,还罩着另外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这些年,我们所听到的对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的批评声音实在是太多了。这些批评有的当然是对的,但有的则是想当然的求全责备。因为在某些人那里,他们对于作家和文本的批评从来都不是出于悉心和认真的阅读,而是出于想当然的厌恶——在他们看来,中国什么都坏,文化是粗鄙的,道德是低下的,文学是浮躁的,作家是缺少教养的……自然创作就好不到哪里。不止国内的某些批评家,国外的学者也来凑热闹,如德国的汉学教授顾彬,即在很多场合说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莫言余华的小说在德国是通俗文学”云云。可谓里应外合,鸣奏出一个互相呼应、很有阵势的合声。

这些批评当然也是有道理的,没有哪个国家和哪个时代的文学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在近代以来,文学变成了同商业和政治密切合谋的东西之后,文学的泡沫化与市场化变成了常态,这自然是人们诟病它的一个基本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低劣的东西从来也没有真正妨碍和淹没一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人们仍然能够从大量的泡沫中找到黄金,从形象与故事中找到人文主义的精神和灵魂。莫言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作品——尽管从风格上他并非适合所有人。曾和许多文学圈内的朋友讨论,为什么是莫言得奖而不是别人?确乎他有幸运之处,因为中国作家中还有不少优秀者,有较大国际影响的也不止是莫言一人,但最终获此殊荣的却是他。自然大家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他的东西是“原始”的,比一切讲究人工和智慧的创作更有“原始的灵性”和“原始的情境”,更有民间的、粗蛮的、生机勃勃和莽莽苍苍的的气质,而这些最终超越了人工,也超越了思想层面的东西。形象永远大于思想,这是文学中的定律,形象的东西、原始的形象的东西所生发出的诗意、可阐释出的思想,永远大于概念和思考本身。莫言正是沾了这个光,占了这个便宜。

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民间故事”“历史”“当代经验”等,这些授奖词中的关键词,都是从这种原始性中生发和解释出来的。

当然,莫言的优点和好处决不仅仅是这一点,他是有思想的,而且还一直在以自己的创作追赶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作家们的思想,比如鲁迅的思想。事实上,中国当代所有最优秀的作家,或多或少地在追比鲁迅的思想,如他对国民性的针砭,对人性弱点的洞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批判,而且在尖锐和深入的程度上他们还有所前进,在这方面,莫言可谓是范例。他的《檀香刑》不就是对鲁迅小说中“围观主题”“嗜血主题”的深化么?甚至,在对中国文化的内部结构的分析方面,他比鲁迅的看法有了更精细和传神的表达——比如关于孙丙的描写,在封闭自足的文化状态下,他原本是一个正面的符号,一个美男子,一个猫戏名角,长着一副美髯,唱得一口好戏,他分明就是古老的东方式“田园牧歌”的标志性符号。但是,当外来的文明以钢铁的、强势的、侵犯性的方式出现,且在中国人的生存和中国文化内部引发了巨大危机的时候,他就变“丑”了,变成了谎称“岳大将军神灵附体”的装神弄鬼者。他注定会反抗,但结局自然也就只有两个——要么变成洋枪洋炮之下的牺牲品,要么变成失败的内部统治者的替罪羊和替死鬼。这就是中国文化内部的裂变,孙丙的死和阿Q的死是如出一辙的,但与鲁迅相比,莫言却将这一出戏演到了极致。莫言的好处当然不止这一点,他的优点还有很多,比如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就不止是采取了鲁迅的视角,而且还获得了一个“反进化论”的视野,比如他对于更早先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就不止是“吃人”,而是有充沛的生命力、有“结构性活力”的一种文化。在《红高粱家族》中,他所展现的“爷爷奶奶”的生活就是如此。他们出入于红高粱大地,“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性格,便是在被主流与正统文化规训之前的状态,而这种对历史的想象,其实就是对于“将来好过现在,现在好于过去”的简单进化论的历史观的一种反动。这是他更“现代”的地方。从“爷爷奶奶”,到“父亲母亲”,再到“我”,历史不是呈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进步”,而是一种可怕的倒退,一种生命的衰变和文化的颓圮。这一点,虽然不能说是莫言的独创,却是他比中国当代的革命作家们所描写的“进步论神话”的一个反拨与补正,同时也是对于那些优秀作家所表现出的反思精神的一个深化与承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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