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农村的青年来说，一般只有两条道路可以改变他的人生。除了去上大学之外，就是去当兵。十年“文革”，大学莫言是念不成了，只好走参军的道路了。当兵时如果好好表现，就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军官。莫言“从十七岁开始，我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来”莫言：《我的大学》，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不是身体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家庭出身在理论上也合格，但是既然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的子弟都想当兵，怎么可能让一个老中农的儿子去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76年征兵，莫言幸运地通过也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的公社武装部部长的儿子的关系，给武装部部长写了一封信，请部长的儿子帮忙送去，“就这样混进了革命队伍”同上。。

莫言对于自己生养于斯的那片土地，可谓是爱恨交加。在《超越故乡》这篇文章里，莫言写道：“十八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比牛马付出的还要多，得到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凉生活。夏天我们在酷热中煎熬，冬天我们在寒风中颤栗。一切都看厌了，岁月在麻木中流逝着，那些低矮、破旧的草屋，那条干涸的河流，那些土木偶般的乡亲，那些凶狠狡诈的村干部，那些愚笨骄横的干部子弟……当时我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同上。当莫言1976年2月16日爬上装运新兵的卡车时，当那些与他同车的小伙子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他连头也没回。他感到自己如一只飞出了牢笼的鸟。他觉得那儿已经没有任何值得自己留恋的东西了，希望汽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能开到海角天涯。当汽车停在一个离高密东北乡只有二百华里的军营，带兵的人说到了目的地时，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多么遗憾，这是一次不过瘾的逃离，故乡如一个巨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他。

然而，故乡就是故乡，故乡就是那种你可以反抗可以憎恨可以热爱可以潸然泪下但是无法选择的宿命的出生地。它笼罩着你，它让你对它爱恨交加，让你对它无可奈何，让你通过各种方法，重新记忆它、描写它、想象它。故乡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结。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过：“我已经发现，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寻找到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它。”托马斯?沃尔夫讲演录：《一部小说的故事》，〔美〕莱利斯?菲尔德编，黄雨石译，北京，三联书店。实际上，对故乡的逃离，就是对故乡的另外一种回归。莫言写道：“两年后，当我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我的心情竟是那样的激动。当我看到满身尘土、满头麦芒、眼睛红肿的母亲艰难地挪动着小脚从打麦场上迎着我走来时，一股滚热的液体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莫言：《超越故乡》，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就像托马斯?沃尔夫一样，故乡成了莫言心中的一颗种子，总有一天，这颗种子会生根发芽。一个人无法脱离他的故乡，就像一条河流不能没有源头一样。只有这种真切的故乡的感受，才能给作家堆砌出施展拳脚的舞台。这样的一座舞台，各种风景事物，各种人物事件，各种声色记忆，都是作家的武器和道具。很多作家丢失了故乡，也丢失了自己的武器，变成了一个没有内功的武士，徒劳地挥舞着一把纸糊的大刀，用锡纸抛洒营造的刀光剑影来吓唬普通老百姓，但是对于真正的读者，这种花架子不值一提。莫言的心中，一直装着“故乡”这锅酱汤，它在莫言的身体里发酵，散发出浓烈的气味，使他在外界的压力偏离自己内心的方向时，给他指引前面的路途。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而言，是否要返回自己的故乡，如何寻找到返乡的路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实中大多数的所谓的作家，都迷失在城市和现代文明的声色犬马中，失去了心中的故乡和真正的情感，徒劳地为一些表面上的喧嚣所左右，被自己的欲望所左右，他们的文字，都是浮泛在浊流上的枯枝败叶，没有一点鲜活的色彩，更谈不上任何的生命力。莫言在写作冲动萌芽的前期，也为这种浮泛的思虑所牵制，总想表达一些大而无当、空洞无物的主题。莫言写道：“1978年，在枯燥的军营生活中，我拿起了创作的笔，本来想写一篇以海岛为背景的军营小说，但涌到我脑海里的却都是故乡的情景——故乡的土地、故乡的河流、故乡的植物，包括大豆，包括棉花，包括高粱，红的白的黄的，一片一片的，海市蜃楼般的，从我面前的层层海浪里涌现出来。故乡的方言土语，从喧哗的海洋的深处传来，在我耳边缭绕。”莫言：《超越故乡》，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故乡的声音如此众声喧哗，故乡的情感如此热烈，然而，为传统的文艺思想所控制的莫言，以为这种情感是有害的，他努力地抵制着故乡的声色犬马的诱惑，扭过头去，违背自己的真情实感去写海洋、山峦、军营，写这种命定的主题和意象，但是他发现：“虽然也发表了几篇这样的小说，但一看就是假货，因为我所描写的东西与我没有丝毫感情上的联系。我既不爱它们，也不恨它们。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采取这种极端错误的抵制故乡的态度。”同上。像很多作家一样，“为了让小说道德高尚，我给主人公的手里塞一本《列宁选集》；为了让小说有贵族气，我让主人公日弹钢琴三百曲……”同上。莫言在苦闷地反思：“就像渔民的女儿是蒲扇脚，牧民的儿子是镰柄腿一样，我这个二十岁才离开高密东北乡的土包子，无论如何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我的小说无论装点了什么样的花环，也只能是地瓜小说。其实，就在我做着远离故乡的努力的同时，我却在一步步地、不自觉地向故乡靠拢。”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