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收入微薄，师父的母亲在家门口摆了一个小货摊。小三和师父不上学后，时间也多了不少，有时候可以帮忙看摊送货。

师父说，那种不用上学的喜悦再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有时候见到同学放学经过，便会慌忙地低下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仿佛不是自己被遗弃了，而是自己做了错事一般。

镇上有时候会把地主分子集中在一起开会，差不多有一二十号人，师父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主持会议的干部时不时会换人，但每次都会有一个粗壮的中年妇女，厉声训斥每一个地主分子，有时候还会让一些地主分子跪在场地中间。

和其他地主家的子女一样，师父和小三时常站在围观的人群中远远地望着母亲，她总是面无表情地站在队伍里面，似雕塑一般望着人群。

师父的母亲有过一次失态，那是因为她在人群中看到了师父和小三。母亲惶恐的神色，是师父从来没有见过的。

事后，三个人没有再提起当时的情形。但那以后师父和小三学会了隐藏，每当母亲的目光望过来的时候，小三便躲在前面的大人身后，而师父会把头埋在小三的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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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曾以为自己这一生都会那样一直走下去，就那样不停地走，不停地走。如果顺利的话，自己或许会成为一个游走于乡间的小贩。

但是师父命运的转折再一次来临了，不过这一次，比师父所预想的要好上很多。这一年，与师父的母亲断了联系的弟弟，也就是师父的舅舅，终于托人找到了母亲。

舅舅在延安工作过几年，后来去了省城工作，至于职位，对于小镇的居民来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高级职位。师父的生活自此有了好转，舅舅每个月会邮给母亲十五元钱作为师父和小三上学的费用。

师父说：“因为我是被迫离开校园的，所以后来我比同学们更爱读书。课本对于我而言，不再是挡着脸睡觉的工具，不再是随意撕下来折纸飞机的道具，也不再是和同学打架时敲他们头的武器。”

师父的成绩虽然及不上小三，但在学校里绝对算得上名列前茅。

人生往往是由意外叠加而来的，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小三高考落榜了。小三的成绩一直很稳定，即使在最好的中学里，他也是名列前茅的。很多人对小三意外落榜感到惋惜，而事实上，小三的命运并不是在考场里改变的，早在小三进考场之前，他的档案里便因为家庭出身被加上了“不宜录取”的标签。

也就是在那一年，师父的母亲病逝了，而舅舅也被调去了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