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芬的父亲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和师父谈了一次心，内容可想而知，自然是要师父知难而退。

师父从没有抱怨过梅芬父亲的态度，因为这是属于那个时代本能的态度，无关品行，无关道德。

师父开始刻意回避梅芬。对师父来说，这不单单是在相逢的时刻漠然离去，而是用力克制心中的引力，即便撕裂了内心也不能放手，不敢放手的痛楚。

小三的家是师父唯一可以直视情感的地方，虽然对于梅芬的事情，师父也没和小三提过，但在师父二十三岁生日那天，还是在酒精的驱使下放肆地哭了。

师父总是想起和梅芬在路口相逢的场景，在师父近乎零度的表情下，梅芬的神情从热切到失望再到绝望重创了师父外人无法琢磨的内心。

在无人的小路上，师父哭着问小三，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弥补我们在出生前就犯下的错？

小三没有回答，只是搂着师父，用力地搂着。师父说，以小三谨慎的个性，本该早已打断他无知的言论了。可是那天小三没有，只是用自己的体温一点点温暖着受伤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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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对师父来说，虽然这一次比以往的那些运动显得更激烈一点，但实际上对师父的影响不大，毕竟师父早已习惯了自己身份带来的种种差别。

学校里开始不上课了，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学习不再是学生的任务，大字报反而成了作业，比如师父的学校便规定每个学生必须要完成五张以上的大字报，内容不限，不过一定要以深入揭发为目的。

为了这事，小三特意往学校跑了一趟，嘱咐师父不可以随便写身边人的大字报。小三担心师父把握不住时局，犯了错误。其实小三是多虑了，师父很清楚自己没有这种政治资本，自然不会去招惹这些无端的是非。小三和师父分享了不少写大字报的技巧，既然不能不写，那就批判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寻几个北京那边倒霉的文人写上几篇，这样既完成了任务，也不会伤害到别人。

政治的严冬比想象中更冷，街头巷尾对政治上的坏分子的批斗几近疯狂。有一次，师父和小三在校园里看到红卫兵们批斗一个老教授。唯唯诺诺的老教授被围在一群愤怒的年轻人中间，而老教授的儿子则被迫念着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