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和小三一起站在会场中央，那是这么多天以来，师父和小三离得最近的一次。师父听见自己飘荡在空中颤抖得快要不能辨别的声音。

师父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感谢党和毛主席对我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我的哥哥王亦轩把墨水滴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石膏像上，这是对我们领袖的不尊重。我要坚决站稳阶级立场，和我的哥哥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亦轩划清界限。”

这份“决裂书”是批斗会的前一天，师父和嫂子一起商量着写的。嫂子说：“上次我见到小三的时候，他悄悄告诉我，如果政治压力大，可以和我离婚。”嫂子还说：“小三一定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去保护自己的家人。如果你因为倔强，不肯和他划清界限而受到牵连，甚至丢掉了工作，那么即便小三没事了，他也会为此事自责的。”

师父记得小三说过的话——亲人之间永远不可能通过宣告的方式划清界限。但是当师父念出这份“决裂书”的时候，还是被阵阵侵袭的痛苦缠住了。

那是一种师父永生也不希望回味的痛苦，就像塞在瓶子里不断膨胀的悲伤，只会在内心中不停地冲撞，越积越多，越压越重，却无法释放。

师父说，自己下台之前，偷偷望了小三一眼，小三漠然地望着师父。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小三第一次这样看着师父，那些曾经很多次、很多次出现在那张脸上的微笑，不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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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一九六九年已经不是最坏的年份了。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两年，师父的学校里有二十三个教师和职工选择了自杀。每次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师父总会觉得心惊肉跳。因为对于同样出身有污点的师父来说，自然比别人更能体会这种压力。那种从高贵到卑贱的落差，足以摧毁任何一个人。师父没有想到小三也会迷失在等待光亮到来的夜色中。

小三离开的那天，天气好得异常。那是在连续的阴雨天之后突如其来的一个晴天，工宣队一位同志带来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亦轩畏罪自杀的消息。

师父见到小三的时候，小三静静地躺在一张窄窄的床上。见到小三之前，师父的心里一直存着希望，直到师父怎么也叫不醒小三的时候，师父才知道，小三真的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