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的结尾和它的开头一样奇怪。积极心理学在这笔钱的资助下开始蓬勃发展，而这个匿名基金会一定也注意到了，因为两年后，我又收到了PT的一封只有一行的电子邮件：“从曼德拉到米洛舍维奇，这是一个连续的维度吗？”

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了，于是立即回了一封学术长信，概述了目前学术圈对圣徒和恶魔、先天与后天的看法。

他回信说：“你可以来纽约见我吗？”

这一次，我穿上了我最好的白衬衫，来到一扇标着 “大西洋慈善基金会”的门前。原来，这个基金会是一位叫查尔斯·菲尼（Charles Feeney）的慈善家创办的。他开免税商店发了大财，并将所有财产——50亿美元，全部捐给受托人去做好事。

“我们希望你能召集一批顶尖的科学家和学者，用遗传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探究善恶，并回答曼德拉-米洛舍维奇的问题，”他们说，“我们打算给你2 000万美元。”

这对学术界来说，可是一大笔钱，至少比我的收入多得多，因此我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和两位律师、学者们举行会议，起草并改写提案，使它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就等董事会盖个橡皮图章了。

“真不好意思，马丁，”PT在电话里说，“董事会破天荒地第一次拒绝了我们。他们不喜欢遗传学的那一部分，政治上太敏感了。”这两位杰出的管家，就像来自 《百万富翁》（The Millionaire，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里面有人会在你门口送上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这个节目给少年时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物，在此后一年内都辞职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继续做着大西洋慈善基金会资助的好事，帮助非洲的人、爱尔兰的人、年长的人，还在学校等地做事。后来，我决定给基金会的新CEO打个电话。当他拿起电话时，我几乎可以感觉到，他已准备好了应付又一个来要钱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