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激励”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了总统的演讲中。乔治·布什是第一位在公开演讲中使用该术语的美国总统，他一共使用了两次。克林顿在8年任期内只使用过一次，与小布什差不多。奥巴马在其任期内的头3年，就使用“激励”一词多达29次。他希望激励医生、医院和医疗卫生供应者更加关注预防性措施，并希望“鼓动、刺激和激励银行”为那些负责任的房主和小企业提供贷款。

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喜欢使用这个词。在对银行家和企业界领袖发表讲话的时候，他呼吁他们更努力地去“激励”一种“敢于冒险的投资文化”。他在2011年伦敦骚乱后对英国民众发表讲话的时候抱怨道，这个国家及其机构“此前一直在容忍、姑息，有时甚至在激励人性中某些最糟糕的方面”。

尽管经济学家们有了这种新的激励嗜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仍坚持要对经济学和伦理学（即市场逻辑和道德逻辑）进行区分。列维特和都伯纳解释说，经济学“绝不做道德买卖。道德所代表的是我们希望世界运作的方式，而经济学所代表的则是世界实际运作的方式”。

有人认为，经济学乃是一门独立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价值中立的科学；不过，这种观点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但是眼下经济学所持的那种傲慢的抱负，却使得上述主张很难得到辩护。市场把它的手向非经济生活领域伸得越深，市场与道德问题就纠缠得越紧。

下面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经济效率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呢？很可能是为了使社会功利（也就是人们所理解的偏好总和）最大化。正如曼昆所解释的那样，资源的有效配置会使所有社会成员的经济福利最大化。那么，为什么要使社会功利最大化呢？很多经济学家不是忽视这个问题，就是求助于某种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

但是功利主义会招致一些类似的批评。与市场逻辑最为相关的批评会追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应当在不考虑各种偏好的道德价值的情形下最大限度地满足那些偏好？如果一些人喜欢歌剧，而另一些人喜欢格斗或摔跤，我们是否就不该指手画脚，而且在计算功利的时候给予这些偏好以同等重要的地位？当市场逻辑关注物质商品（诸如汽车、烤炉和平板电视）的时候，上述那种批评是无关宏旨的；我们有理由假定，物品的价值就是一个消费者偏好的问题。但是当市场逻辑被运用到性、生育、孩子抚养、教育、健康、刑罚、移民政策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时，我们就不太有理由假定说，每个人的偏好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在这些充满道德意义的领域中，一些评价物品价值的方式可能会比另一些方式更重要，也更为恰当。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还应当在不追究其道德价值的情形下无倾向地满足这些偏好。（你想教小孩读书的欲望是否真的应当与你的邻居想近距离射杀海象的欲望具有同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