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南渡以后，王导、王敦等人对于江南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司马睿的声望，王导让曾为青州刺史的王敦骑马跟在司马睿轿子后面游行；为了拉拢江南人士，王导主动与陆玩结亲，学习吴地方言；为了减少侨民与南方大族之间的矛盾，也为了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王导尽量采取“清净无为”的执政理念，对于大族子弟的一些违法乱纪行为忍之又忍。王敦则主管军事，在讨伐叛乱中居功至伟。可以说，兄弟二人为司马睿在扬州地区站稳脚跟，继而为司马睿扩大统治区域，起到了很大作用。

过江伊始，司马睿并没有牢牢地把握住政权。那时，王导“政皆决之，号仲父”参见《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司马睿刚过江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司马睿为此还离开了江南两三个月，专门回琅邪国去办丧事，这件事也从侧面说明：在当时承担协调各方、稳定时局重任不可须离的人，不是司马睿，而是王导。

先天不足的司马睿，在王导、王敦的一手扶植下总算站稳了脚跟。正如《晋书·王导传》上所说的那样：“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然而，当司马睿的地位逐渐稳定以后，他与王氏家族的矛盾也开始凸显了出来。

究其原因，当然是权力之争，但也与双方的执政理念有所差异有关。据《资治通鉴》记载，王导为司马睿制定的国策是“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王导的“清净为政”，表现在诸多方面：对门阀特权的保护；对高门大族(包括江南豪族)违法行为的容忍；延续高门大族原有的名士生活方式等等。

在王导这一指导思想下，司马睿安抚住了江东大族，平衡了南渡侨民，也维护了南来的王氏家族的利益。但是，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它主要表现在当时江东的社会治安非常不好。此类记载随处可见。《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祖逖(音tì)在江南之时，就公然率领部众抢劫富户，并当着王导、庾亮等王公大臣的面，毫不掩饰自己的所作所为，而王导等“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晋书·贺循传》记载：廷尉张闿胡作非为也没有人去管。群众只好找到江南的大族贺循，而贺循只说了一句，等我见到张廷尉了会说到这个事。

无意抹杀王导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但是客观地讲，乱世中所谓的“清净为政”，一方面仅仅着眼于维护江东半壁江山的割据状态，而另一方面骨子里还是为了维护王氏集团在江南的既得利益。

作为一位想大权独揽的君主，司马睿当然对这种情况不能坐视不理。于是，司马睿起用了大量非王氏家族的大臣，开始逐渐疏远王导。司马睿主要采取了几项措施。

一是把高官授予江东以外的名臣。相应的，王氏的人就无法染指这些职位了。如在建武元年七月，司马睿任命身在许昌的太尉荀组为司徒，十二月又任命司空刘琨为太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