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面：资源错配和投资效率低下

从供给面上看，中国经济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决定了其通胀型经济的本质。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相当部分的要素和资源，只要其愿意，在理论上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指对国有部门的“经济成本”）来支持投资的扩张。这在微观上虚高了投资回报的水平，是不真实的、非正常的资本利得。从宏观效率分析，中国的边际产出资本比率（IOCR）自1994年以来，出现了直线下滑，IOCR从1992年的0.39一直下降至2009年的0.2。换句话讲，20世纪90年代初，大致2～3个单位的投资能获得1个单位的GDP增量；但近年来需要5个单位甚至以上的投资才能增加1个单位的GDP产出，这意味着大面积的资源错配发生。当资源被大量配置在生产率低下的活动上，未来就不会有足够的产品和服务来吸收货币。也就是说，供给恶化最终演进至通胀，这是“胀”的供给面的经济逻辑。

反危机中超强度的货币财政刺激是政府经济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体现。各级政府项目的摊子在反危机时期最大限度地被铺开，这些项目很多效率低下。经济短期内被强劲地拉起来了，但政策要退出的时候就碰到巨大的麻烦，因为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杠杆率升上去以后，反过来成为利率调控的阻力。最终宏观调控只能选择信贷额度配给制，优先保证已经铺开的在建项目的用款，这意味着私人部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实质性的挤压。

一方面，私人部门要么无法获得贷款，要么只能转向从灰色市场获得融资，年利率通常在20%以上。而另一方面，公共部门继续把金钱浪费到低效率的项目上。行政的数量控制的手段越来越严重地挫伤经济的效率，而降低经济效率的调控只会加深未来的通胀，而不可能降伏通胀。

如果成本高企再持续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自然减速，这是经济规律，因为在投入型经济中，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发生从而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价格不断上涨（资源、环境、人口），产出是会减速的。这是经济发生“滞”的逻辑。这种搭配可能是中国式“滞胀”的过程，这是最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