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因为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