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拄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你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竟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他能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时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四十四公斤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的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骨灰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