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因为是大学生，因此，解放以后进了徐汇区的一所中学教书。我在政府的动员下进了街道工厂做工，可干了几天要生孩子便一直在家里没有再去。

这样不久我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是逃不过去的，丈夫的出身也不好，他又是个知识分子，因此，受了很多罪。

在那种困境中，我们两个同病相怜，互相安慰着，一直没有什么感情的我们，竟在那时出奇地好了起来。

看到我虽是富贵人家出身，却也挺能吃苦耐劳，缝缝补补地过日子，拉扯儿女，他对我改变了以前的看法，真心真意地爱起我来。

就这样我们两人艰难地走过了那些年，一直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

我的两个孩子直到80年代初才从下乡的地方回到上海。女儿考了大学，后来当了老师，儿子进了工厂，当了工人。

1981年，正当我们的日子好起来的时候，老伴突然得了肺癌，在医院只住了三个月便走了。

我就像是一场噩梦刚刚做完，枕边就空了，他走得太急，让我有时想起来觉得都不是真的。

从结婚到老伴去世，这几十年我磕磕绊绊地走过来，自己的生活勉强能够应付，所以，对以前的事从来没有过多地去想。

可老伴死时我才52岁，有些要好的姐妹便劝我再找一个，说我前半生因为老有运动没有过好，后半生刚要好好过老伴又没了，因此，应该再找个老伴好好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