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由谁来建设“中国数据”，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政府的职责，中国数据属于公共服务范畴，不容推给商会或企业。因为他们的利益中心只是某一个群体或企业，不能代表国家利益。我个人的意见是农业部，当然这样会牵涉到部委之间的职能调整，那就是国务院的事了。当然，要数据就要投入，可能还很大，需要政府忍痛拿出钱长期投入，美国农业部从1962年建部之始就开始打造美国数据，中国数据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但这是必需的。

国际期货还有多远

2004年12月22日，被封杀近3年之久的“2号黄豆”（转基因大豆）期货合约重新登场，折射出来的是行政抵制终将让位于市场选择，而只有在市场中企业才能学会竞争的真功夫。

2002年5月28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定点交割库大连友谊国家粮食储备库完成了76.5万吨的天量交割。大连友谊国家粮食储备库副经理刘晓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与其说5月28号大连商品交易所的交割天量是期货市场转基因大豆停牌的外在反应，不如说是拉开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短兵相接、正面交锋的序幕。

转基因大豆摘牌真的能减少进口量吗？的确，它可以关闭压榨企业通过期货市场购买大豆的通道，但是真正决定进口量的并不是行政手段，而是需求，在国产大豆不能迅速提高产量的前提下，快速提升的油脂需求量才是决定性因素。所以，尽管2002年在两项政策的压制之下，大豆进口量从2001年的1394万吨下降至1132万吨，一下子减少了262万吨，但是2003年在两项政策没有变动的前提下进口量报复性增长，达到2074万吨，同比增长83.2%，即使对比之前的历史最高点1394万吨，也增长了48.8%。这就是市场的力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意用来限制进口大豆的期货摘牌手段，最终不仅没有限制美豆的进入，相反却使国内进口企业丧失了套期保值的最佳工具。

读者朋友也许要问了：“12家国内企业既然是按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价格定的价，难道不可以套期保值吗？”要说明的是，中国进口商可以根据自己指定的期货价格进行现货交易，并不等同于做了期货交易。即使今天，中国对境外期货交易限制之严格也是出乎想象的。

在1994年之前，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主要有四种情况：最早的一批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参与主体是国家级大型进出口企业和少数银行，目的是回避国际商品价格和汇率变动的风险，主要做套期保值业务，渠道是国外的期货代理商，后来逐渐演变为帮助本系统下属企业做期货代理；其次是1992年至1994年，各地政府批准成立了30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2/3都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第三类是期货咨询公司和地下经纪公司进行的非法交易；最后一种是一些国外经纪商在国内进行的诈骗活动。

虽然良莠不齐，但是混乱中活力十足，由于监管能力不足，导致了大量外汇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于是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若干意见请示的通知》，明确规定：停止所有期货经纪机构的境外期货业务。随后中国证监会、外汇管理局、工商局、公安部四部门联合发布严厉查处非法期货的通知，全国上下人人喊打，境外期货几乎销声匿迹。按规定，境内注册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可以经过批准开展境外套期保值业务，但是获得此资格难度较大，需要经过证监会和国务院两个层面的审批。到2011年也只有31家国企获批，获批企业也只允许交易自己现货经营的品种，不准进行期权期货交易，此外必须向有关部门汇报交易品种、数量等详细内容。

从那以后，监管难度大为降低，相应地企业利用境外期货防范风险的能力也大为降低。2003年，李广富的华农豆业因为缺乏资格无法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进行套保，国内大连交易所也取消了进口大豆的品种，在以期货价格交易的大豆市场中，华农等国内企业基本处于“裸战”状态。

2011年9月15日，中国期货公司在北京高调设宴，庆祝18年后重返国际舞台。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企业可以在同等条件下参与国际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