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一位历史学家指出：“一座王宫并非仅仅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和，也是其主人的象征、其主人个性的伸延、其主人自我表现的手段。”¹⁶ 他所具有的全部的物质形式不仅仅作为他自己心理需求的满足，更是要借此对他人形成一种影响，最终使他人服膺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这就是所谓的“欲望政治学”（politics of desire）。这表现在：“首先，诸侯专制统治的要求迫使他们要向他们的民众和贵族自我展现辉煌。钦佩和臣服对诸侯的权力是非常重要的。辉煌应该能制造出新的距离。其次，失去权力的贵族能在诸侯宫廷的辉煌中找到新的‘文化'方面的声望，由此有了一个基本上有着相同生活方式、相同等级意识和社会定位的、同类的贵族社会，它能接纳贵族化了的市民。再次，早期现代国家需要能证明身份的、不仅只是立足于强权的行为。引起轰动效应的宫廷庆典活动也在居民中增强了国家的思想。”¹⁷ 由法国的查理五世主持翻译的在当时广为人知的《关于秘密的秘密》中，亚里士多德告诉年轻的亚历山大，“所谓皇室权威就是指他身着珍贵礼物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形象。他在等待臣民们的注视，犹如上帝一样对一切一览无余，同时也被所有人关注”。¹⁸ 正因为如此，君王、皇室、贵族，这些宫廷社会中的人物的视觉形象变得特别的重要。

一位论者论及近代的贵族时提到：“由于一直处于观众的面前，近代早期的贵族们明白，他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像演戏。他们必须为那些观看他们行动的人表演，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或迟或早会向外部世界报告他们看到的东西。这样的生活需要有极大程度的控制力。”¹⁹ 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此有很好地论述，他说：“年轻的贵族是靠什么重大才能来维护他那阶层的尊严，使自己得到高于同胞的那种优越地位呢？是靠学问？勤劳？坚忍？无私？还是靠某种美德？由于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养成了注意日常行为中每一细节的习惯，并学会了按照极其严格的礼节履行所有那些微小的职责。由于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引人注目，人们是多么愿意赞同他的意愿，所以在无足轻重的场合，他的举止也带上这种意识所自然激发出来的翩翩风度和高雅神态。他的神态、举止和风度都显出那种对自己地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生来地位低下的那些人从来不曾有过的。这些都是他打算用来更轻易地使人们服从他的权势，并按照他的愿望去支配他们意志的伎俩，并且他很少受到挫折。这些靠地位权势推行的伎俩，在一般情况下足以左右世人。”²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