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宫廷时尚的变迁

一、下层贵族的崛起对宫廷时尚的影响

按照埃利亚斯的说法，宫廷贵族“生存于两种势力的夹缝之中：一方是宫廷的中央领主，它所依赖的就是中央领主的恩宠；另一方是经济上处于优势的市民上层，并试图与它争锋”。⁴⁸ 宫廷社会越发展到后来，贵族愈是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市民阶层上层集团的威胁，就越强烈地要求自己同市民阶层区分开来。这种强烈的区分的感受就成为时尚发展的又一动力，特别在17世纪，“宫廷中的习惯、风尚和行为方式不断地渗入中等阶层的上层，并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由于这些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这些东西便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他们作为上流社会区别于其他阶层的标志性的特性，慢慢地贬值了。这种情况迫使上流社会进一步完善他们的行为。宫廷风俗习惯的形成，向下普及，略微有所变形并失去作为等级区别标志的作用等等，这正是上流社会行为方式持续变化的动力”。⁴⁹ 也就是从这一个角度出发，很多时尚研究者接受了西美尔的观点，认为时尚在阶级社会中主要的功能就是阶级区分。埃利亚斯特别注意到，这种对于市民上层的竞争而产生的恐惧特别在17世纪、18世纪对于宫廷时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一直郁结于内的社会性的恐惧，最终也构成了一种宫廷上层成员对自己，并对同一圈子的其他人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督的强大动力。这表现在宫廷社会的人士对于有别于下层的一切都予以密切的注意和精心的修饰：不仅是其爵位的外在标志，而且还有其语言、其举止、其社会享受和其社会交际。下层的不断崛起，和在上层所引发的恐惧，虽非唯一的，不过也是那种特别的文明雅致化的动力之一。它使得上层卓尔不群，最后演变为他们的第二性格。”⁵⁰ 这种时尚的传递和变化可以依据社会中主流品味阶层的变化而形成一个普遍的模式，埃利亚斯是这么描述的：“某一个社会阶层在社会发展的这个或那个阶段成为这一过程的中心，并为其他阶层形成模式，而这一模式又在其他阶层中传播开来，并在那儿被接受，这一切都是以整个社会所处的某种特殊情况和特殊的结构为前提的。在这一前提下，一部分人的任务是形成模式，而另一部分人的任务则是领会和推广这一模式。”⁵¹ 但在17世纪、18世纪，时尚和品味的传递也并非遵循单一的方向，又是埃利亚斯指出了宫廷品味也并非纯粹是在宫廷内部产生的，在17世纪，存在着双重的变化：“市民阶层的宫廷化和宫廷社会的市民化……市民阶层上层人物的财富迫使宫廷社会与之展开竞争。市民阶层源源不断地涌入宫廷圈子使谈吐方面也发生了某些特殊的变化：这一潮流把新的人员，新的语言材料，即市民阶层的‘俚语'带进了宫廷圈子。市民阶层的语言在宫廷语言中不断经过加工、磨炼、雕琢和变化；总之，它们被‘宫廷化'了，也就是说符合了宫廷的感受和情感标志，同时又成为‘宫廷贵人'区别于市民阶层的语言。过了一段时间，这种经过加工和精雕细琢的语言重新渗入市民阶层，变为‘市民阶层的特殊语言'。”⁵² 事实上，市民阶层只是为宫廷品味和时尚的变迁提供了新的因素和契机而已，而要成为时尚，要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必须有待作为文化中心的宫廷将这些新的因素吸收改变，使其具有宫廷的特征，才能保证其普遍的传播。所以，市民阶层会促进宫廷品味和时尚的变化，但并不能够改变时尚最终的传播方向。总之，18世纪之所以成为时尚历史上特别令人瞩目的一个世纪，就是时尚变化尤其剧烈，时尚影响特别普遍，对于时尚的热情也是特别高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出现了市民阶层与宫廷贵族之间的这种激烈的模仿与划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