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曼在《18世纪的沙龙》中写道：“在18世纪，在乔弗林夫人（Madame Geoffrin）、拉丝皮纳夫人（Mlle de Lespinasse） 和奈克尔夫人（Madame Necker）等人的引导之下，沙龙从一个贵族的，闲适的机构变成了一个启蒙运动的机构。”¹² 她说：“乔弗林夫人，对于其他沙龙的女主人既是一位导师，又是一位榜样，她做出了两方面的革新将启蒙的沙龙同以前的沙龙以及那时的许多社交界及文人的聚会区分开来。她创建了启蒙沙龙，首先她安排了一点钟餐会而不是传统的深夜餐会，这样就将整个午后都可以作为谈话的时间。其次，她为这些餐会作了安排，一周中有特别的一天专门为此而设。在乔弗林夫人开创了周间的餐会之后，巴黎的沙龙呈现出一种形式，使其成为了启蒙文人们社交的基础：一位女主人在其家中提供的一种有规律的组织好的聚会形式，它可成为精神活动的平台和地点。”¹³ 乔弗林夫人的餐会一周两次，周一是专门为艺术家举办的，周三是专门为文人举办的。古德曼认为启蒙沙龙是工作场所，和其他18世纪的社交聚会不同，因为启蒙运动不是一场游戏，沙龙女主人也不仅仅是有闲的女人在打发时间。相反，启蒙沙龙的女主人就是那些要以自己的职业与那个时代普遍的委靡作斗争。¹⁴ 在贵族妇女的沙龙里，艺术家和文人更是肆无忌惮攻击以往宫廷和贵族的品味与时尚，以教化贵族按照他们的标准形成新的品味与时尚为己任。那些担当贵族年轻女子家庭教师的资产阶级的文人雅士更是从这些贵族妇女年轻的时候就将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以及他们自己的品味爱好灌输给她们。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就在贵族夫人的沙龙宣扬他们革命的观念，然而那些贵妇人们却只当是时尚的言论听来取乐，甚至照着去做，不想正是这些人的思想和言论葬送了她们的命运。狄德罗于德毕内夫人（Madame d’Epinay），布封（Buffon）于内克夫人（Madame Necker），伏尔泰（Voltaire）于夏特雷夫人（Madame de Chatelet）及之后的杜德芳侯爵夫人（Marquise du Deffand）的沙龙就是典型的例子。

沙龙不仅因为对那些有才华的资产阶级文人、艺术家的开放而促进了品味的改变，而且沙龙里女性所具有的主导作用也特别使品味的问题逐渐脱离宫廷的影响，成为一个可以独立讨论的话题。于是有论者认为，“沙龙又在民主的进程中起过重大的作用，那就是为妇女保留了在贵族社会里受重视的地位。法国文化的许多礼仪应归功于贵族社会。沙龙通过资产阶级模仿贵族社会的方式，有利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小资产阶级的妇女，曾希望自己也像那些高贵的太太那样，能过着讨论政治、艺术和文学的生活”¹⁵。布迪厄在集中讨论19世纪到20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展示出来的消费模式时指出，品味是在那些不再认出身决定社会地位的众人中培养差异的方式，正如在帝政时期的法国已经出现过的一样。按照这一模式，一个人通过对于商品、服务，尤其是艺术的精心的消费所展示出的品味，是法国大多数随处可见的资产阶级高级文化地位的外在特征。布迪厄解释说，对于这种文化区隔的需要不仅形成了品味，而且也决定了商品和艺术的生产。在这样的空间中形成的品味会具体体现在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各种美化的形式即时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