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梁思成与北京市领导人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北京市的古建筑，尤其是对北京城墙城楼废存问题的争论。并且不断地向北京市的有关领导人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在这一点上，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1953年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由市委领导同志直接主持工作，地点设在动物园畅观楼。1955年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原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撤消。梁思成虽然一直在都市规划委员会挂个名，实际上他不再具体过问北京市总体规划的工作。

梁思成常常对学生们说：“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宝贵。但是怎样来保护它们，就得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中把它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撞到谁，就把谁推倒，这是绝对不行的。古建筑是这样，对城市也是一样，对北京这样的文化古城，这样来用它是不行的，将来会有问题的。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梁思成之所以能这样坚持古建保护的意见，并非像某些人所认为的“怀古”和“复古”。而是因为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走向了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理论。在他的第一篇古建调查报告中就提出了古建保护法的几点重要意见：

第一，他认为，“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古建筑保护要靠人民的认识。

第二，他认为，“古建保护法，尤须从速制定，颁布，施行古建保护要立法，政府应当切实负起保护古建筑的责任来。”

第三，主持古建修葺及保护的，“尤须有专门知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方可胜任”，即古建保护工作要有训练有素的专家参与或主持。

梁思成说的这三条：宣传、立法、专家负责，在世界各国都是作为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工作来做的。他的这些观点是1964年通过的世界文物建筑保护的权威性规范《威尼斯宪章》的基本思想，现在已被国际文物保护界广泛接受。